为了叫这个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国同学的花。我跟德国同学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两人介绍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涩，还是很大方地跟对方握握手，将我拉近，亲吻了我的面颊，笑道再见。
　　当年害惨了那位日本同学，后来他伤心了很久很久。别的日本同学来劝我，说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说日本人要自杀。自杀其实不至于，我十分对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见他，而两个人都住在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门外的大树下站着，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楼窗帘后面看他，心里一直向他用日文说：“对不起，对不起。”
　　学业结束之后，我去了德国。
　　我的德国朋友进了外交部做事，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两年了。谁都没有向谁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国朋友拉了我去百货公司，他问我一床被单的颜色，我说好看，他买下了——双人的。
　　买下了被单两个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发脾气，也没发，就开始死不讲话，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不睬，眼含着一汪眼泪。
　　过了几小时，两个人又去百货公司退货，等到柜台要把钞票还给我们时，我的男友又问了一句：“你确定不要这条床单？”我这才开口说：“确定不要。”
　　退了床单，我被带去餐馆吃烤鸡，那个朋友才拿起鸡来，要吃时，突然迸出了眼泪。
　　过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机场送我上机，我去了美国。上机的时候，他说：“等我做了领事时，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这算求婚。他等了22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大使了，还在等。
　　我是没有得到堂兄们允许而去美国的，我的亲戚们只有两位堂兄在美国，他们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国，不要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国找好事情，开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饭。每天。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子吃呢？”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做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流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当我下决心离开美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子。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美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体，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道以前不晓得。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眼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种微妙的东西触动了心灵深处。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