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青林的信发出去一个星期，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就坐着吉普车来到黑沙滩农场。左场长不但不认“罪”，反而发表了一些更加出格的言论。政治部主任请示要塞区党委后，宣布场长停职检查。郝青林则一下子成了全区闻名的人物。我呢？保卫处长跟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怎样识别出左场长的“民主派”真面目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郝青林让我签名，我就签了一个……”保卫处长摇摇头，放我走了。他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笨蛋。不过，很快我就人了团，我想，这很可能是沾了签名的光了吧。

这一年，黑沙滩农场种了三百亩小麦。场长下野之时，正逢小麦灌浆季节。一阵阵干燥的西南风吹得黑沙滩上沙尘弥漫。小麦的叶子都干巴巴地打着卷。场长的事情一直也没有个结局。让他停职检查，他根本不理茬儿。要塞区党委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指导员请示过几次也没得到个明确的答复。指导员只好分配他去浇麦田，派我和刘甲台跟他一起去。

我们在机房门外搭了个窝棚，白天黑夜都待在田野里。我和刘甲台轮着班看柴油机，场长一个人看水道。看着潺潺清流淌进麦田，看着浇过水的水麦支楞起鲜亮的叶子，场长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扛着铁锹，沿着沟渠踽踽行走。望着他的伛偻背影，我的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唱一支歌，骂一句娘，可怜一下令人怜悯的背时女人，就是“民主派”吗？我确确实实糊涂了。

派我来浇地时，指导员曾跟我个别谈过话，他要我监督场长和刘甲台的行动，注意搜集他们的反动言论。多少年后，我才猜想出一点指导员派我和刘甲台监督场长的用意：我是一个傻二愣，刘甲台是一个牢骚大王。我愣，才最可靠；刘甲台嘴怪，才能引导场长暴露。何况，刘甲台还讽刺过指导员，他是想借机把他打成个“小民主派”吧？

农历五月初的夜晚，被太阳烘烤了一天的黑沙滩温暖得像一床被窝。我们把连续运转了十几个小时、机体灼热的柴油机停下来，坐在被白天的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细沙上。满天星斗灼灼，不远处，沉睡的大海在喁喁低语，场长的烟头在一明一暗地闪烁。

“给支烟抽吧，老头子。”刘甲台说。

场长默默地把烟递给他。刘甲台抽出一支点上，把烟盒递到我面前：“来一支吧？新兵蛋子。”

我摇摇头，拒绝了。

“新兵蛋子，你那个老乡就要入党了，已经开始填写志愿书了。”

“我听说了。”

“奶奶的，这年头要入个党也真够容易的。哎，老头子，你不再发表几句反动言论了吗？再唱唱那个《大轱辘车》，赶明儿我也写封信，糊弄个党员当当。”

场长沉重地叹息一声，仰倒地沙地上。

“你呀，白活了五十多岁！你干吗瘦驴拉硬屎，充好汉。睁只眼，闭只眼，混混日子得了，这不，弄了个身败名裂，加夜班浇地……”

“你给我滚，我用不着你个毛孩子来教训我！”场长折起身，怒吼着。

“老头子，别发火，别发火。我哪里敢教训你？我是开导你哩。来，抽咱支烟，别看咱每月七元钱，抽烟的水平比你这个老志愿军还高。场长，我真不明白，你干吗不找个女人？别看你老得干巴巴的，就凭着每月九十元工资，找个大闺女没问题。”

“嗨，你才是一个不到两年的新兵。要是二十年前，碰上你这样的熊兵，我不踢出你的屎汤子来算你模样长得端正。”场长无可奈何地接过刘甲台的一支烟，点上了火。

“算啦，场长，别提你那二十年前了。我知道你那时是个少尉，肩上挂着牌子，腰里扎着武装带，走起路来皮鞋咔咔响。老皇历，过时了。现在是七十年代，天翻地覆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突然唱起那么一支歌，场长，你说说，为什么要唱那么一支歌？”

“我也说不清……”场长又仰在温暖的细沙上，双眼望着天上的繁星的那条灰白色的天河，梦幻般地说着。

“我突然想起报名抗美援朝时，第二天就要去区里集中了，趁着晚上大月亮天，我和我媳妇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她坐在车辕杆上，含着眼泪唱过这支歌……后来，她死了……难道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把老百姓革得忍饥挨饿吗？为什么就不能家家有头黄牛有匹马，有辆大轱辘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女人坐在车辕杆上唱唱《大轱辘车》呢？……”

场长狠命地吸了一口烟，一点火星一瞬间照亮了他那张疲惫苍老的脸。夜色苍茫凝重，旷远无边。远处传来海的低呜。马尾松林里栖息的海鸟呓语般地啁啾着。一颗金色的流星像一滴燃烧的泪珠，熠熠有声地划开沉沉的夜幕。黑沙滩的夜，真静啊……

“场长，你唱吧，唱吧……”刘甲台动情地说。

“你唱吧，场长……”我鼻子不通气，像患了感冒。

“雪白浪像长长的田埂，一排排涌过来。浪打湿了她的衣服，漫到了她的膝盖。‘孩子，闭住眼。’她说。‘妈妈，我们到哪儿去？’女孩儿问。‘去找你爸爸。’‘爸爸离这儿远吗？’‘不远，快到了。你别睁眼。’海水已经漫到她的胸膛，浪花抽打着她的脸。她站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妈妈，怕……怕……’女孩儿哭起来。‘不怕，秀秀，不怕，就要到了……’她的衣服漂起来了，她的头发飘起来了。海水动荡不安，浪潮在呜咽着……”

“你为什么不去救她？你眼见着她走向死亡，你的心是铁打冰铸的？”妻子抓住我的胳膊使劲几摇撼着，她爱动感情，唏嘘着说。

“这是我的想象，我想，她应该这样走向大海……”我对妻子解释着。

……在我们三个人浇麦子的那些日子里，疯女人像个影子一样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她有时走到我们不远处，定定地望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抬头看她，她就匆匆离开，当我们不去注意她时，她又慢慢地靠上来。有一天上午，场长到很远的地方改畦去了。刘甲台躺在窝棚外的沙地上晒着鼻孔睡觉。我坐在机房前，修理着一条断马力带。那女人怯生生地走上前来。小女孩儿在她怀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见我，就伸出小手，说：“叔叔，吃肉……”这孩子，竟然还认识我。我赶忙跑进窝棚，把早晨剩下的两个馒头递给女人。她连连后退着说：“不要，俺不要，俺想跟你打听点事。同志……听说，场长犯错误了？”

“嗯哪。”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是反革命？”

“也许是吧。好了，你快走吧，不要在我们这儿转来转去，影响不好。”

“好，好，好，这就好了。”女人把脸贴在女孩儿脸上，半哭半笑地说着，“秀秀，这下咱娘俩有指望了……”

女人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精神病……”

当天晚上，我们在窝棚门口吃饭。黯淡的马灯光照着场长那张黑黑的脸，几只飞虫把马灯玻璃罩子撞得噼噼啪啪的。忽然响起刷拉刷拉的脚步声，一个长长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定住了。

“谁？”场长瓮声瓮气地问。

那影子急剧地移动着，来到我们面前。啊！是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小包袱，怀里抱着孩子。一到场长面前，她扑通跪在地上，抽泣着说：“好人，好大哥，你行行好，收留了俺娘俩吧……你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正好配一对……好大哥，俺早就看出你是个好人，你别嫌俺疯，俺一点也不疯……俺给你烧饭、洗衣、生孩子……秀秀，来，给你爸爸磕头……”

那个叫秀秀的小女孩儿看看场长，小腿一弯，也跪在了场长面前，用稚嫩的嗓子喊：“爸……爸……”

场长像被火烧了似的一下蹦起来，拉起女人和孩子，惊惶失措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大嫂，你醒醒神，唉，这是哪儿的话哟……”

这女人的举动不但使场长惊惶失措，连我和刘甲台也傻了眼，谁见过这种事呀！

“好大哥，你就答应了吧……”

“大嫂，这是绝对不行的，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你嫌俺疯？你们都说俺是疯子？”女人尖厉地叫起来，“俺不疯，俺心里亮堂堂的。‘白疤眼’每天夜里都去拨俺的门，都被俺骂退了……解放军，亲人，你行行好，带俺娘俩走吧。离开这黑沙滩，咱俩都是反革命……俺刚刚二十八岁，还年轻，什么都能干……”

场长求援地对我们说：“小刘，小梁，你们快把她劝走，我受不了……”场长逃命似的钻到窝棚后边去了。

我对那女人说：“你知道场长是怎样成为反革命的吗？就是因为他可怜你，让你搭车，给你钱，他才成了反革命！”

那女人胳膊一垂，小包袱吧嗒掉在地上。像被当头打了一棒，她摇晃了好一阵。突然，她抱起孩子，跌跌撞撞地跑了。

“你的包袱！”我喊了一声。回答我的是一阵纷沓的脚步声和憋不住的哭声。沉沉的黑沙滩上，传来海水的轰鸣。

“未必不是一桩天赐良缘。”刘甲台冷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