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也喝了传过来的酒，但我不喜欢这群人在我床上躺，我说了四次——好啦！走啦！不然去别人房里闹——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我，我忍无可忍，站起来把窗子哗的一下拉开来，而那时候她们正笑得天翻地覆，吵闹的声音在深夜里好似雷鸣一样。
　　“三毛，关窗，你要冻死我们吗？”不知那一个又在大吼。
　　我正待发作，楼梯上一阵响声，再一回头，院长铁青着脸站在门边，她本来不是一个十分可亲的妇人，这时候，中年的脸，冷得好似冰一样。
　　“疯了，你们疯了，说，是谁起的头？”她大吼一声，吵闹的声音一下子完全静了下来，每一个女孩子都低下了头。
　　我站着靠着窗，坦然地看着这场好戏，却忘了这些人正在我的床上闹。
　　“三毛，是你。我早就想警告你要安分，看在你是外国学生的份上，从来不说你，你替我滚出去，我早听说是你在卖避孕药——你这个败类！”
　　我听见她居然针对着我破口大骂，惊气得要昏了过去，我马上叫起来：“我？
　　是我？卖药的是贝蒂，你弄弄清楚！”
　　“你还耍赖，给我闭嘴！”院长又大吼起来。
　　我在这个宿舍里，一向做着最合作的一分子，也是最受气的一分子，今天被院长这么一冤枉，多少委屈和愤怒一下子象火山似的爆发出来。我尖叫着沙哑地哭了出来，那时我没有处世的经验，完全不知如何下台。我冲出房间去，跑到走廊上看到扫把，拉住了扫把又冲回房间，对着那一群同学，举起扫把来开始如雨点似地打下去。我又叫又打，拚了必死的决心在发泄我平日忍在心里的怒火。
　　同学们没料到我会突然打她们，吓得也尖叫起来。我不停地乱打，背后给人抱住，我转身给那个人一个大耳光，又用力踢一个向我正面冲过来女孩子的胸部。一时里我们这间神哭鬼号，别间的女孩子们都跳起床来看，有人叫着——打电话喊警察，快，打电话——我的扫把给人硬抢下来了，我看见桌上的宽口大花瓶，我举起它来，对着院长连花带水泼过去，她没料到我那么敏捷，退都来不及退就给泼了一身。
　　我终于被一群人牢牢地捉住了，我开始吐捉我的人的口水，一面破口大骂——婊子！婊子！
　　院长的脸气得扭曲了，她镇静地大吼——统统回去睡觉，不许再打！三毛，你明天当众道歉，再去向神父忏悔——“我？”我又尖叫起来，冲过人群，拿起架子上的厚书又要丢出去，院长上半身全是水和花瓣，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掉了。
　　女孩子们平日只知道我是小傻瓜，亲爱的，那个晚上，她们每一个都窘气吓得不敢作声，静静地溜掉了。
　　留下三个同房，收拾着战场。我去浴室洗了洗脸，气还是没有发完，一个人在顶楼的小书房里痛哭到天亮。
　　那次打架之后，我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我不是天主教徒，更何况我无悔可忏。
　　宿舍的空气僵了好久，大家客气地礼待我，我冷冰冰地对待这群贱人。
　　借去的衣服，都还来了。
　　“三毛，还你衣服，谢谢你！”
　　“洗了再还，现在不收。”
　　每天早晨，我就是不铺床，我把什么脏东西都丢在地上，门一摔就去上课，回来我的床被铺得四平八稳。
　　以前听唱片，我总是顺着别人的意思，从来不抢唱机。那次之后，我就故意去借了中国京戏唱片来，给它放得个锣鼓喧天。
　　以前电话铃响了，我总是放下书本跑去接，现在我就坐在电话旁边，它响一千两百下，我眉毛都不动一下。
　　这个宿舍，我尽的义务太多，现在豁出去，给它来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大不了，我滚，也不是死罪。
　　奇怪的是，我没有滚，我没有道歉，我不理人，我任着性子做事，把父母那一套丢掉，这些鬼子倒反过来拍我马屁了。
　　早饭我下楼晚了，会有女同学把先留好的那份端给我。
　　洗头还没擦干，就会有人问：“我来替你卷头发好不好？”
　　天下雨了，我冲出去淋雨，会有人叫：“三毛，亲爱的，快到我伞下来，不要受凉了。”
　　我跟院长僵持了快一个月。有一天深夜，我还在图书室看书，她悄悄地上来了，对我说：“三毛，等你书看好了，可以来我房间里一下吗？”
　　我阖起书下楼了。
　　院长的美丽小客厅，一向是禁地，但是那个晚上，她不但为我开放，桌上还放了点心和一瓶酒，两个杯子。
　　我坐下来，她替我倒了酒。
　　“三毛，你的行为，本来是应该开除的，但是我不想弄得那么严重，今天跟你细谈，也是想就此和平了。”
　　“卖避孕药的不是我。”
　　“打人的总是你吧！”
　　“是你先冤枉我的。”
　　“我知道冤枉了你，你可解释，犯不着那么大发脾气。”
　　我注视着她，拿起酒来喝了一口，不回答她。
　　“和平了？”
　　“和平了。”我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