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将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域最广阔的朝代。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三百余年间各民族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为中原正统帝制的继承者，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灭亡南宋，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在经济上采取掠夺“汉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来自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很广。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响更加深远，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受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为国字颁行。在成吉思汗立国期间，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邱处机很受宠信，自此，道教对元代统治者影响深远。从元代开国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等儒学名士的影响下，元朝历代统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接受了儒学文化，尊孔崇儒成为基本国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有发展，程朱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实际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学来笼络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和解，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时才恢复科举，但也是时开时停。整个元朝总共只举行过15次考试，全部录取的人数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举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儒学在元代并没有取得绝对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涨、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许多杰出作家的参与和创作，元杂剧率先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余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录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窦娥冤》、《西厢记》是最著名的杂剧作品。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而杂剧的“韵白”则直接采用诗词或顺口溜式的韵文。如《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唱词就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词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由此可见，元杂剧的曲词创作受到古典诗词的广泛影响。
伴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论》）成为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诗歌的束缚，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崭新的面貌。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表现范围，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作品，颠覆了诗歌的传统题材和思想观念。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如名伶珠帘秀在《正宫·醉西施·无题》中发出了“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散曲作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他们也更经常地运用散曲来表达自身的生活感受。由于文人地位急转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如“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成为这一部分作品的基调。另一种常见的表述则是对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朴在《寄生草·劝饮》中写道：“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类作品表现了落魄文人对政治的远离和人生的无奈。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散曲作家有200余人，存世作品（小令和套数）4200余篇。
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为主体，汉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如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等。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的创作，使得最初诞生于民间的散曲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存散曲作品多数描写男女风情或歌唱隐逸生活，表现了元代文人对封建礼教和功名利禄的鄙视；少数作品揭露了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反映了人民疾苦。与诗词相比，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下层百姓的娱乐需求，又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诗歌教育的效果。
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戏剧家。他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现存杂剧18部，散曲套数14篇，小令57首。他的散曲表达了鄙视传统伦理的思想和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激情。他的代表作是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他在曲中抒写了自身的人生情怀，表现了落魄文人的放诞生活。他的散曲描绘男女恋情的作品最多，尤其以刻画女子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见长。如《双调·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此曲真率直白，质朴流丽，刻画入微，体现了其自然本色的风格。如《双调·大德歌·夏》：“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蛾眉淡了教谁画？瘦岩岩羞带石榴花。”曲中生动刻画了女子对情人的思念。他的作品中热情赞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如《仙吕·一半儿·题情》：“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王和卿，生卒年不详，大名(今属河北)人，与关汉卿同时且非常友善。现存小令21首，套数1篇。他的散曲选材粗俗，多表现世俗文化庸俗的一面。其名作是《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此曲用语夸张，构思奇特，极具滑稽诙谐之趣。另一名作《双调·拨不断·大鱼》用极力夸大的语言描绘了“神鳌”形象：“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白朴（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他自幼曾得到金末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精心抚育与亲身教导。他之所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得益于元好问的教育。白朴幼经金亡丧乱，而后终生不仕，过着优游闲居生活，用杂剧词曲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有《天籁集》传世。其散曲作品今存小令37首，套数4篇。在这些作品中，叹世归隐的主题占了很大比例，如《双调·沉醉东风·渔父》：“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劲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曲中表达了作者对现实功名的否定和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如小令《阳春曲·题情》：“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这首散曲表明了对功名的鄙薄态度和文人的无奈情绪，反映了元代文人的人生态度。此外，白朴的散曲中还有不少描写男女恋情或写景咏物的作品，或质朴本色，或清丽淡雅，成就较高。白朴作词较多，其词风继承苏辛，以豪放高旷为主，同时又追求音律的谐婉完整。如他的《水调歌头》（苍烟拥乔木）慷慨豪迈，充满了历史兴亡之感。
马致远（约1250—约1321）以字行于世，名不详，晚年效陶渊明之志，自号“东篱”。他是元代创作散曲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曲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誉为“曲状元”，今存小令115首、套数22篇。马致远早年热衷功名，但仕途却并不得意。长期沉抑下僚使他饱受屈辱，对元代社会的黑暗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他的散曲中，传统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与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相互交织，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其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最易引起知识分子内心的共鸣。他的散曲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其作品内容以感叹历史兴亡、歌颂隐逸生活、吟咏山水田园风光为主，既保持了散曲的艺术风格，又表现了诗词的意境，语言自然清丽，雅俗相兼。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如其中的《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再如《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争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在曲中，作者将历史的感叹与人生的悲哀融为一体。他的小令别具情致，脍炙人口，如《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28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苍凉萧瑟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孤独与彷徨，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它“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历城（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因上疏言事得罪，辞官隐居多年。晚年以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救灾，卒于任上。他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现存小令161首，套数2篇。他的散曲多写寄情林泉之乐，也不乏关怀民生之作。他在陕西赈饥时所作的一组《山坡羊》曲，将诗歌中常见的咏史题材用散曲的形式写出，充满深沉的历史感慨。如《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鞭辟入里，精警异常，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兴亡后面的历史真相，历来为人称道。他吟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有许多佳作，如《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退隐》：“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曲中表达了作者与云山为友、与鹿猿为伍的退隐生活的乐趣。
乔吉（？—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和享有盛名的散曲家，有杂剧《两世姻缘》等11种，今存3种。其散曲有《梦符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数11篇，数量之多仅次于张可久。他在散曲创作上与张可久齐名，明代李开先在《乔梦符小令》的序中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他一生穷愁潦倒，寄情诗酒，其散曲多啸傲山水和青楼调笑之作，风格以清丽婉约见长，形式整饬，节奏明快，讲究锻字炼句，雅俗并用，雅丽含蓄中蕴涵天然质朴的韵味，但带有更多的江湖游士气息。如《正宫·绿么遍·自述》：“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自称“烟霞状元”、“江湖醉仙”，因而这首小令成为其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的自我写照。如《双调·折桂令·自述》：“华阳巾鹤氅蹴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篇，翰墨云烟，沓满山川。”他在曲中自比“江湖状元”、“风月神仙”，表现了作者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性格，是自述心志的杰作。如《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痛，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曲中表现了隐逸者避世而又寂寞的内心矛盾，体现了雅俗兼至的艺术特色。乔吉的散曲在明清时期深受封建文人赏识，影响很大。
张可久（约1270—1348后），字小山，曾任小吏，仕途不得意。平生好游，足迹遍江南。著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四种，元人胡存善曾辑《小山乐府》，明代徐渭又辑《小山乐府》。其散曲今存小令855首，套数9篇，是元代专攻散曲且作品最多的作家，与乔吉并称元代散曲两大家，有“曲中李杜”之誉。其散曲取材广泛，诸如写景抒怀、男女恋情、叹世归隐、酬唱赠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几乎都有涉及。如《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作者借史事以述怀，表达了封建文人对民生苦难的关心和自身生不逢时的无奈感慨。如《正宫·醉太平·叹世》：“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造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作者在曲中对道德沦丧、贤愚颠倒的人情世态作了辛辣的讽刺。最能代表其形式整饬、格调清丽、华而不艳风格的是大量的写景作品。如《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这首曲以写景见长，化用唐诗典故，典雅工丽，缠绵委婉。如《中吕·红绣鞋·天台瀑布寺》：“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倚树哀猿弄云尖。血华啼杜宇，阴洞吼飞廉。比人心山未险。”作者借写景表达了对险恶人世的讽刺和批判。由于他的散曲突出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他成为元代后期散曲风格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其作品在明清时期颇受封建文人欣赏，对明清时期的散曲创作影响很大。他亦能诗，其诗存于《元诗选》。
传统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它仍然是广大文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仍然具有其它文学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从元世宗起，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正统思想意识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对元代正统文人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元曲作家不同，元代诗人主要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有些诗人本身就是理学家或理学中人，如郝经、刘因、许衡、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因此，传统的“诗教”和“雅正”的文学观念在元代诗歌中继续得到继承和发扬。从元代初年开始，崇尚唐诗的风气不断高扬，元代诗人几乎一致地主张诗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汉魏六朝，对于宋诗多采取摒弃态度。他们力图纠正宋诗长期以来重理智而轻感情的倾向，恢复唐诗所代表的重视抒情的传统。元代诗歌继承了优秀的诗歌传统，广泛反映了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不同时期文士阶层的精神面貌。元代诗人这种鄙弃宋诗而专学唐诗的主张对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明代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后期诗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世俗社会的生活情调、繁华都市的各种景象、市民阶层的享乐观念也进入了诗歌领域，正统文学也不得不打上商业社会的烙印；而杨维桢“铁崖体”的出现，则把个性化诗歌创作发挥到惊世骇俗的境地，显示了诗歌新的发展趋向。
元代诗人和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清代顾嗣立编选的元代诗歌总集《元诗选》选录了元代诗人340家，选诗19500多首，为保存元诗最丰富的总集。其后席世臣、顾果庭续编的《元诗选·癸集》收录诗人2300余家，选诗5000余首。二者合计共收录2600多名诗人，24600余首诗。元代影响较大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戴表元、刘因、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王冕、杨维桢等，他们或出自世族豪门，或长于寒门农家，但都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散曲的兴盛，元代词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为散曲所替代，但词人和词作仍有较大数量。唐圭璋选编的《全金元词》收录元代词人200余家，词作3700余首。耶律楚材、白朴、刘因、赵孟頫、虞集、张翥、贯云石、萨都刺等都是元代著名词人，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如虞集的《风入松·寄柯敬仲》,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子弟也逐渐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汉化程度很深，因此，元代还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特别是元代后期产生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少数民族诗人，如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回族诗人萨都剌等，他们的汉文诗歌都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是元代文学的显著特色，也是元代诗歌的一大亮点，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元代诗歌教育的实绩。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元代著名政治家，又是元初最突出的诗人，今存诗720余首。他是辽代东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孙，出生于金代末期一个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家庭。其父耶律履是金代著名学者，时任尚书右丞，于年届六十得子，欣喜异常，感慨不已：“吾六十得其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所用。”便根据《左传》“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为儿子命名：名楚材，字晋卿。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精通汉族文化。《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他曾随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远征四方，写下了大量诗歌，其《湛然居士集》收录了660余首诗。他的诗应酬之作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锤炼。他曾随蒙古大军西征万里，熟悉边疆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诗中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其西域诗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咏》尤为人称道，如：“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这些诗篇是后人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写律诗，诗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如《阴山》：“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罗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他的律诗韵律流畅沉稳，风骨雄健豪放，境界开阔，情调苍凉。耶律楚材也能填词，如《鹧鸪天·题七真洞》：“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沈思到酒边？”词中化用黄庭坚的诗句表达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耶律楚材作为契丹后人，十分重视保存辽代文化。现存辽代篇幅最长的契丹语诗篇《醉义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七言歌行体长诗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即使抛开其政治上的贡献，仅就其文化上的贡献而言，耶律楚材也是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巨人。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号剡源先生，奉化人。有《剡源文集》三十卷，其中诗四卷。他七岁开始学诗习文，年轻时曾拜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等为师受业。宋末元初，曾历任州府儒学教授。《元史·儒学传二·戴表元传》载：“（表元）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咸淳中，入太学，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试礼部第十人，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授婺州，以疾辞。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篸而辞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学习唐诗、力矫宋诗弊端的主要人物。他曾流落颠沛于东南地区，其诗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等记录了当时的民生疾苦。他的五、七言近体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雅韵秀丽。如《西兴马上》：“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写得新鲜有味。如《感旧歌者》：“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诗里流露出作者的故国之思。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他出身儒学世家，天资过人，三岁识字，过目能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初仕于元，后辟官还家。著有《静修集》、《丁亥集》。他是元代北方著名的理学家。在元代前期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元史·刘因传》载：“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选。”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倾慕元好问。他的七古气势磅礴，雄奇峭丽，颇有韩愈诗风的余韵，如《西山》中的诗句：“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着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受元好问影响较深，如《渡白沟》：“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这首诗意境高远，沉郁雄浑，深得元好问诗歌的风致。刘因诗歌作品虽然受到理学观念的影响，但他的一些名作则没有头巾气。如《白沟》：“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诗人高昂自信，揭示了宋朝丧失北方的教训。他的五古诗多学陶渊明，有《学陶诗》一卷。五言小诗多清新活泼，颇有陶诗的风格。如《村居杂诗》：“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刘因的词作较多，有《樵庵词》，今存词35首。风格接近苏、辛，于朴素中洋溢豪放之气。如《玉漏迟·泛舟东溪》：“故园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断红尘千丈。不学东山高卧，也不似鹿门长往。君试望，远山颦处，白云无恙。自唱。一曲渔歌，觉无复当年，缺壶悲壮。老境羲皇，换尽平生豪爽。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蒿春浪。”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元代理学家创作诗文的先河。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晚号松雪道人，著有《松雪斋文集》。赵孟頫系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因四世祖时南宋朝廷赐第湖州（今浙江吴兴县），遂为湖州人。他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均有很高造诣，特别是书画艺术最为突出，他是元代最负盛名的杰出书法家，又是元代前期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幼年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成。其诗文风流儒雅，清奇俊逸，才气英迈。他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咏怀六首》、《古风十首》。他在近体诗创作上推尊唐人，其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儒雅风流见长。如《岳鄂王墓》：“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这首诗是凭吊岳飞的诗篇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钱塘怀古》：“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烟花非旧游。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犹在，江山悠悠只自流。自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故国之思流动缠绵于声韵之中。赵孟頫不仅长于诗文，也工于散曲，但数量不多。其中，以他欲纳妾戏赠其妻管夫人的一篇流传最广：“我为学士，尔作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我娶几个吴姬越女，也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另如《仙吕·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采菱谁家女，歌声起暮鸥。乱云愁，满头风雨，戴荷叶归去休。”与其诗歌风格相似，儒雅清丽，更显灵动活泼。《元史·赵孟頫传》载：“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都知道赵孟頫是一个大书法家、大画家，却忽略了他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大诗人。
赵孟頫的夫人管道昇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才子。管道昇（1262—1319）字仲姬，湖州吴兴（今浙江吴兴）人，元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文学家，世称“管夫人”。她是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的后裔，自幼学习诗词书画，天资聪慧，博学多才。嫁赵孟頫后，夫妻比翼齐飞。她高超的书画艺术成就掩盖了她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她的诗词善于因物寓志，借事抒情，清丽婉约，音韵流畅。她的《渔父词》四首在文学史上颇有名，如其四：“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表达了她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愿望。她的《画梅》、《题竹》、《题画竹》、《寄子昂君墨竹》等诗也流传很广。她最有名的作品是《我侬词》——这是她看到赵孟頫欲纳妾而戏赠的曲子后回应的一首曲词：“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寥寥七十余字，夫妻情深跃然纸上。赵孟頫看到夫人的曲词写得情深意重，遂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夫妻相偕白首，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这首曲词也因此极有名气。
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号称“元诗四大家”。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其诗歌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流行的文学风尚，备受时人赞誉。四人的诗歌创作都宗法唐诗，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风格各有不同。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因书斋名“邵庵”，世称邵庵先生。著有《道园学古录》，内收诗词、文章。他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家是南宋后期著名的书香门第，贤才辈出。虞集自幼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理学。其父虞汲是宋末进士，也是儒学名士，与元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吴澄友善；其母杨氏亦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南宋末期的儒学名师杨文仲）。虞集三岁起就开始随母亲杨氏读书，后随吴澄学习儒学。《元史·虞集传》载：“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参知政事栋，明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虞集入仕后逐渐成为元大都最负盛名的文人，历数朝皆受优宠，其诗以典雅精切著称，诗中不乏歌功颂德之作，应酬、题画之作更多，表达叹老退隐情感的作品数量也较多。他擅长律诗，五律、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恰切典雅，意境浑融，风格深沉。如七律《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首诗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沉郁苍劲，感人至深。他的词今存31首，大都抒写个人闲愁情思，多无特色，偶有清新雅丽之篇。如《风入松·寄柯敬仲》：“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泮水拖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末尾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化用陆游诗意，短短六字就勾勒出一幅韵味隽永的江南春色图，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他的散曲仅存《折桂令》一首，颇为人称颂。虞集的诗歌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声名，影响很大。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元史·儒学传二·杨载传》载：“（载）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自其诗出，一冼宋季之陋。”杨载著有《诗法家数》，提倡写诗学汉魏、盛唐：“须先将汉、魏、盛唐诸诗，日夕沈潜讽咏，熟其词，究其旨，则又访诸善诗之士，以讲明之。若今人之治经，日就月将，而自然有得，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苟为不然，我见其能诗者鲜矣。”杨载的作品今存《杨仲弘诗》八卷。他的七言歌行劲健雄放，律诗谐婉雅致，绝句蕴藉含蓄。其诗潇洒清空，声律圆润，风格似唐诗。如“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遣兴偶作》），“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杨载作诗，在炼字造句上颇下功夫。这同他在《诗法家数》中重视炼句琢对、起承转合是一致的。如“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联，尤为人叹服。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有《范德机诗》7卷，辑诗550余首。《元史·范梈传》载：“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适，长而教之。梈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虽癯然清寒若不胜衣，于流俗中克自树立，无苟贱意。居则固穷守节，竭力以养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耽诗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他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他的一些绝句颇有情致，如《浔阳》一诗：“露下天高滩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卧听浔阳谯鼓声。”其思乡情切，颇为感人，近似唐人风调。他在《赠答杨显民四方采诗》中写道；“今人论学古人诗，事皆天者非人为。文章由来贵尔雅，但顾有法何妨奇。”他强调作诗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死守陈法，很有道理。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有诗集《秋宜集》。少时家境贫寒，随其父读书，十分刻苦。《元史·揭傒斯传》载：“（傒斯）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他的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比较多，朴实真切。其律诗和歌行以清婉流丽见长，如《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两髯背立鸣双橹，短蓑开合沧江雨。青山如龙入云去，白发何人并沙语。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双白鸥过。”他五言古诗含蓄高雅，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既掠夺南人财富而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诗歌中罕见的讽刺之作。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竹斋生、煮石山农、放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人，有《竹斋诗集》传世。他出身农家，自幼好学，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长明灯夜读，终成通儒。宋濂《王冕传》记述了王冕求学的经历：“（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此后，王冕被会稽儒师韩性收为弟子，博通儒经。王冕淡泊名利，毕生未仕，晚年隐居于九里山。他多才多艺，又是元代著名画家，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其书法、篆刻自成风格，也是一代名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诗多反映百姓疾苦，谴责豪门权贵，如《江南民》、《冀州道中》等，这类诗风格与杜甫相近。在当时，他以题画诗闻名四方。他曾在一幅《墨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上题诗五首。最著名的是他的《墨梅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题诗《墨梅》：“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诗人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这类题画诗或古体，或律体，豪迈孤傲，风格近似李白。如他的《白梅》诗：“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诗人表明了自己独善其身、鄙薄流俗的品格。王冕的诗在明清时期受到许多文人的重视，评价很高，影响颇大。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一号铁笛道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杨维桢个性狂狷，是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他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追求超乎寻常的构思和奇特不凡的意象，力图打破元代缺乏生气的诗风，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他的诗论和创作都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律诗而提倡古乐府的倾向，他潜心写作古乐府并十分自许，他的学生以此宣扬他为“一代诗宗”。杨维桢所著诗文很多，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铁崖文集》等。他的乐府诗最能体现“铁崖体”的特色，如《鸿门会》、《五湖游》等。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或拟古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竹枝词、宫词和香奁诗也很著名，如《西湖竹枝歌九首》、《香奁八咏》等。“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生气的特征与元代中期平稳雅正的诗风背道而驰，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但这种风格受李白、李贺的影响很深，独创性并不高。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也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杨维桢是元末诗坛领袖之一，在东南地区影响很大，追随者很多。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明代诗歌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元代中后期还出现了许多擅长诗、词、曲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回族人萨都剌、蒙古族人泰不华、突厥人迺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等人，还出现了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他们的汉文诗歌在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贯云石和萨都剌。
贯云石（1286—1324）是元代少数民族中涌现出的文学家、戏曲音乐家、诗人和书法家。原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别号芦花道人，维吾尔族人。其祖父为元朝名将阿里海涯，其外祖父是精通汉学的维吾尔族名儒廉希闵。廉希闵是元初三朝名臣布鲁海牙之子。《元史·布鲁海牙传》载：“初布鲁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宪适生，喜曰：‘吾闻古以官为姓，天其以廉为吾宗之姓乎！故子孙皆姓廉氏。后或奏廉氏仕进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鲁海牙功多，子孙亦朕所知，非汝当预。……子希闵、希宪、希恕、希尹、希颜、希愿、希鲁、希贡、希中、希括，孙五十三人，登显仁者代有之。”廉希闵的弟弟廉希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亲信大臣，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被忽必烈誉为“廉孟子”。《元史·廉希宪传》载：“世祖为皇弟，希宪年十九，得入侍，见其容止议论，恩宠殊绝。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廉氏住在廉家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厚熏陶。
贯云石初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27岁任翰林侍读学士，是历史上第一个维吾尔族翰林学士。他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酷爱汉族文化，学习勤奋，多才多艺，在诗文、散曲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专心致力于学问，潜心研究我国古代典籍，著有《孝经直解》一书。1308年，他北上大都（今北京），从师于著名古文家姚燧。他十分倾慕大诗人李白的豪情逸志，淡泊功名利禄，更醉心于当一名江南隐士，于是称疾辞官，浪迹于江浙一带，与汉族士大夫交游，写作了大量散曲，著称于当时。今存小令79首，套数8篇。《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母廉氏，夜梦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辄投壶雅歌，意所暢适，不为形迹所拘。……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偶过梁山泊，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䌷。渔父疑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成，竟持被去。人间喧传芦花被诗。其依隐玩世多类此。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攸攸若欲遗世而独立云。”从其经历和诗歌作品来看，他已经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文人。
贯云石擅长写诗填词。他的诗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豪放洒脱，尤以歌行和古乐府为人称道，有《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优秀诗篇，今存诗38首。他的诗或讴歌大好河山，或凭吊历史人物，或抒写思乡之情，或表达摒弃荣华、追求淡泊的愿望。他任翰林侍读学士时写了一首七律《神州寄友》：“沧海茫茫叙远音，何人不发故乡吟。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在浓重的思乡情中依然充满英豪奇纵之气，颇有点盛唐气象。他早期的代表作《桃花岩》充满了奇思遐想：“美人一别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染雨入白兆，信知尘世逃神仙。空山亭亭伴朝暮，老树悲啼发红雾。为谁化作神仙区，十丈风烟隔淮浦。暖翠流香春自活，手捻残霞皆细末。几回云外落清啸，美人天上骑丹鹤。神游八极栖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闲。解剑狂歌一壶外，知有洞府无人间。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无纤物。明月满山招断魂，春风何处求颜色。”这首歌行体诗颇有李白的风格。
贯云石儒、佛、道兼修，早已参透生死。他隐姓埋名，易服藏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药为生，与友人或参禅论道，或吟诗弄曲。明代文学家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1324年，他刚三十九岁便病逝于杭州，临终前口占一首《辞世诗》：“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诗中没有丝毫悲凉之气，他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脱与自信、达观与幽默却长留人间。
贯云石的词今存2首，其一是《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晚来碧海风沈，满楼明月留人信。璚花香外，玉笙初响，修眉如妒。十二阑干，等闲隔断，人间风雨。望画桥檐影，紫芝尘暖，又唤起，登临趣。回首西山南浦。问云物，为谁掀舞？关河如此，不须骑鹤，尽堪来去。月落潮平，小衾梦转，已非吾土。且从容对酒，龙香涴茧，写平山赋。”这首词描绘了明月楼巍峨秀美的景象，表达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所思所感，颇为后世文人所称道。
萨都剌(1300？—1355？)字天锡，号直斋，元代回族（蒙古族？）诗人。他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因代州古称雁门，遂为雁门人，其诗集名为《雁门集》，存诗700余首,词15首。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如《芙蓉曲》，这些作品受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风的影响颇深。萨都剌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他的记游写景诗较多，诗风雄厚、沉郁、清丽兼备，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萨都剌也善于写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和《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两首词被广为传诵。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词人面对古今兴替、人事变迁，不禁怀古伤今，感慨万端。如《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月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作者登高览景，吊古伤今，情调苍凉，笔力凝重，人生无限感慨寄寓其中。这两首词流传很广，至今仍传诵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