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在云南，考古学家发现了生活于约 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和遗物。“元谋人”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又发现了生活于约80万年前的“蓝田人”的化石。在北京周口店，又发现了生活于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年前的举世闻名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和遗迹。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化石或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野蛮蒙昧的阶段。

远古时期的诗歌教育

　　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生活，已经能够挖掘水井，饲养牲畜，建造干栏式房屋，制造刻有动植物图形的陶器，制作简单的用作耳饰的玉器和原始的乐器——骨哨。距今约6000年前的半坡居民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能制造绘有各种各样美丽图案、栩栩如生、色彩鲜明的彩陶，已经会纺线、织布、制衣；陶器上还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的居民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贫富分化特别明显，能够制作更加精致的黑陶和白陶，制造十分精美的玉器工艺品。在陕西的半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一些刻画符号，这应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符号，应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但这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不能连贯组句，所以至今仍难于识别确认。

　　地下发掘证明，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之间），原始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我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就是这个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原始族群之间，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不断发生兼并战争。我国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等，主要发生于北方。根据现存的上古神话传说来看，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北方远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长江流域也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古代文明（如四川三星堆文化），但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最早产生的歌谣大约就是“杭育杭育”之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这类“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大约就是诗歌最原始的源头；这种歌谣的口耳相传应当就是最早的诗歌教育，并有着多方面的教育作用，如统一劳动节奏、传授生产经验、表达劳动心情等。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诗歌教育具有综合性、全民化的特点。远古时代的文艺活动具有歌、舞、乐互相结合的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中记录的“葛天氏之乐”中的所谓“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乐舞就是最好的说明。当时，人们所歌咏的内容，诸如“敬天常”、“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反映了先民们对农业、畜牧业以及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原始乐舞还与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相联系，例如黄帝部落曾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做《云门》。尧时则有《咸池》，舜时则有《韶》，这些歌舞中应当有一些原始的歌谣。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有史可稽的中国第一首情诗——《候人歌》，据《吕氏春秋》所记，系涂山氏之女娇因思念丈夫大禹所作。这首歌的歌词仅只一句：“候人兮猗”，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实意。

　　远古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远古歌谣的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起到教育的功能。而歌谣是与原始歌舞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最初的歌舞往往就是他们日常劳动生活情景的重演或是庆祝、祭典活动本身。原始歌舞具有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舞即有乐，伴以吟唱应和，就有了诗。因此，远古时的诗歌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诗歌教育也就与劳动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仅仅是他们劳动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生存的一种必需，这样的教育同时也是劳动技能教育。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这样的诗歌既是歌词，又可以看作是劳动教育的教材。现今广泛流传的关于交通守则的歌谣“一看二慢三通过”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远古歌谣是诗歌教育最初的萌芽和起源。

　　由于文字正处于草创阶段，仅仅被用来对生产劳动进行最简单的记事，大量的口头语言和少数的文字符号是脱节的，因此，三皇五帝时期的诗歌教育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来进行。根据《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记载来看，远古歌谣的内容广泛、形式简单而多样，数量应当十分庞大，只是当时无法用文字记述而已。而歌谣作为口头文学，本身又具有口口相传的特点，在生活中随时会产生，又随时会消失。就拿春秋时期的《诗经》来说，所保存的诗篇也只是上古时期诗歌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史记》中记载孔子“删诗”一说，表明最初的诗篇至少应当在3000首以上。即使是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文字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使用人群已经相当广泛，运用技巧已经相当熟练，但要想把所有的民间歌谣记述下来也不可能！而即使能够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合乎当时政治思想意志和正统道德观念的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舜帝已经设立两级学校：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的设立，说明教育场所已经开始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相分离，不过它还不完全是专门的学校，还兼有养老功能。当时的教育内容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把习舞、习乐、习语和学习射箭等劳动技能活动融为一体。

　　《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了舜帝和乐官夔的一段对话：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译文：舜帝说：“夔！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用音乐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恭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诗用语言文字抒发思想情感，歌用旋律配合歌词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音调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节奏，音律要能够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次序，让神和人听了都感到和谐。”夔说：“好吧！我轻重有致地击打石磬，能使各种兽类都能随着音乐舞蹈起来。”）

　　按舜帝的观点，诗歌和音乐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谐的诗歌和音乐可以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诗歌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的精神和谐，行为优雅，人格完美，最终目标是感天动地，天人合一，维护团结统一。如果《尚书》里的记载可信，那么，从这段话来看，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已经认识到诗歌音乐的教育功能，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诗歌音乐对青少年进行全面培养。舜帝对夔说的这段关于诗歌音乐教育的作用的谈话，后来被儒家当作“诗教”的经典言论，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文艺观，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之一。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其实也是中国诗歌教育“开山的纲领”——重视思想道德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和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也成为我国诗歌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

　　《尚书·虞书·益稷》有这样的记载：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从这里能够看出，舜帝与他的大臣夔和皋陶等都是善于作歌的，通过诗歌来歌功颂德，表达政治主张，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史记·乐书第二》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时孰，然后赏之以乐。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之道何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南风”即《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从这段记载来看，舜帝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诗歌教化百姓，与民同乐。“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这应是正史中关于诗歌和音乐教育的最早记述，而那时的诗教与乐教融为一体，难以截然分开。

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原始公社制度开始瓦解，原始部落统治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的分化、奴隶的出现等，导致国家组织逐渐产生，国家机器趋向成熟。约公元前2070年，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和奴隶制国家——夏，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发现了夏朝早期的都城遗址，在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了夏王朝的大型宫殿遗址。夏朝经历了400多年，至夏桀而亡。

　　夏朝衰败之际，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商国逐渐强大起来。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战胜夏桀后，建立了又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由于水患和政治动乱，商朝曾多次迁都。商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后，商王朝从此有了固定的国都，统治地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在河南安阳发现了商都遗址和包括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在郑州也发掘出了商朝的城市遗址，证明当时城市的规模已相当大。商朝历经500多年，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为周王朝所取代。

　　夏、商作为中国最早的两个奴隶制王朝，都兴起于黄河流域。奴隶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奴隶主役使大量奴隶从事集体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手工业、畜牧业逐渐发达，并与农业开始分离，同时商业也发达起来，城市也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更细了，有一部分人能够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如巫、吏、卜、贞等成为脱离生产的文化官吏，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促进文化及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据史料记载，在夏代已经有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商代已经出现木腔蟒皮鼓和双鸟饕餮纹铜鼓。青铜器制作影响所及，商代已出现了编钟、编铙乐器。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从安阳殷墟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

　　夏商两代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在内容上，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于是就出现了歌颂夏禹的乐舞《大夏》。夏桀无道，商汤伐之，于是便有了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直接为奴隶主服务，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歌舞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奴隶主阶级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职业音乐歌舞人员的出现，促使音乐歌舞迅速发展起来。

　　巫和觋虽然不是职业的诗人，但他们传唱着当时流行的歌谣，为奴隶主祭祀祖先服务。他们歌颂着奴隶主祖先的丰功伟绩，对奴隶主贵族的子孙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间接地起到诗歌教育的作用。正是他们的代代传唱，把上古时期的音乐歌舞保存了下来。

　　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使用成熟文字的确切证据，但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已经出现数量较多的文字符号。从半坡文化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和商朝甲骨文的出现来推断，夏朝应当有比刻画符号更先进、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商都遗址发现了大批用于占卜、刻有文字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已发现商朝后期的单字就有3500字左右，并出现了会意、形声、假借等构词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献，记述了奴隶社会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是研究和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

　　文字的发明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我国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传夏已有了历书——《夏时》，已发明了节气和干支记日法。商代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数学知识，积累了较多的医学知识。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诗赋重视音韵和谐和骈偶对称的现象，就是从汉字摹形拟声的特点中产生的。

　　夏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诗歌教育的。《尚书·虞书·大禹谟》有这样的记载：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这段记载说明夏的开创者禹在舜帝时代就认识到“歌”的重要作用，通过“歌”来宣扬德政，教化百姓。“劝之以九歌俾勿坏”，正好说明了诗歌教育的目的。

　　《尚书·夏书》记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如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的内容充满劝诫的意味。

　　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据历史学家和教育史学研究，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庠、序就是早期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礼记·王制篇》曰：“有虞氏（舜）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禹）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庶老”是负责教育的长者，“庠”、“序”就是供国老庶老教育学生的场所。虽然“庠”、“序”还不完全是专门的教育场所，仍然兼有养老作用，但它的出现表明，与直接的生产劳动相脱离的专门的学校教育已经开始。当时的教育内容仍然保持着综合性的特征，把学习舞蹈、音乐、礼仪、语言文字和学习射箭、驾车等技能融为一体。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子孙。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的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周朝而进一步完善。截止目前，有确切的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带兵作战的女统帅，这说明商朝时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子能够接受相当广泛的教育。

　　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自比为太阳，无休止地征发百姓，建造许多华丽宫殿，不分昼夜与妃子宫女饮酒作乐。他的暴政遭到平民和奴隶的反抗，百姓传唱着歌谣：“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借此表达他们心中的痛苦和愤怒。

　　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国君，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他建造鹿台，日夜与后妃嬉戏游乐。他修筑宫殿园林，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尽情享乐，使用炮烙酷刑镇压百姓。他也是一位喜好靡靡之音的君主。《史记·乐书第二》记载：“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纣之道何隘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北鄙之音”大约就是商朝国都朝歌格调低下、内容淫荡的流行歌曲，看来这位商纣王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些艺术细胞，能够吟唱流行歌曲，这也正是亡国之君的“本色”——似乎中国的历代亡国之君莫不如此。司马迁从“教化”的角度将商纣王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喜好“北鄙之音”上，虽然有点偏颇，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又一次证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只不过商纣王时期上层的诗歌教育起到的却是与“教化”完全相反的作用。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它仅仅是占卜的记录，并没有将夏商时期流传的歌谣记录下来。只有极少的几首流传下来，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首三言歌谣篇幅简短，反映了商王朝初年统治者励精图治、除旧布新的气概。更多的歌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原因大概一是歌谣本身有易于消失的特点；二是缺少书写材料，虽然文字已经成熟，却仍然无法用文字对诗歌进行保存，唯一的保存办法只能是口口相传；三是类似“焚书坑儒”之类的人为破坏阻断了歌谣的记录和保存。依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基本可以确定：夏、商时期的诗歌教育仍然主要是结合礼乐歌舞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

西周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原是主要活动于泾水和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成为商朝的一个属国。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周文王时，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成为商朝境内最强大的附属国。周武王继承王位后，开始伐纣灭商。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分封制。西周初年，周武王和周成王大封亲属、功臣，“桐叶封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天子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世封建专制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自周王朝立国后，各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周初有一千余国，春秋时期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期更只剩十余国。

　　西周时期，周王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总结前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出现了所谓“六代乐舞”——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这些乐舞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到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共305篇。《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雅》和《国风》中的《豳风》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颂》和《雅》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豳风》是周王朝发源地的民歌。

　　《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些于春夏之际向神灵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灵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当时的人们在丰收的日子里兴高采烈，举行隆重的礼节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周成王时进行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在祭祀活动中，周朝王族的子孙耳听着对祖先的颂歌，回想着祖先的功业，接受着礼仪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祭祀诗。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应在西周初期。

　　《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而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非常茂盛。他在邰（今陕西武功）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因而后稷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历史观念和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邰迁徙到豳（今陕西彬县），在豳开辟土地、建屋定居的历史。其中写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周人在公刘带领下刚到豳地住下时一派欢歌笑语的情景。和《生民》相比，公刘身上已经没有了神话色彩，而完全是一个历史人物。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先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建造宗庙宫室，建立国家，委任官吏，消灭夷人的过程，最后是文王受命。描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拟声词语，气氛浓郁，气势盛大：“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整首诗结构严谨，叙事条理分明，描写生动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此外，《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也应当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能够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这些诗篇作为周民族的史诗，既用作宗庙祭祀，又是上层贵族对子孙进行家族历史教育的教材。学习这些诗，可以了解古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西戎侵扰，诸侯兼并，统治秩序遭到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应当是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在这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批评。如《瞻卬》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官，有人降职；有人为国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站在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种混乱的景象。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既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局的极端忧虑，对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惧。如《十月之交》，《毛诗序》认为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里描绘了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而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悠闲生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但同时他又极其恐惧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再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突现了仕途的危险和艰难！这是因为诗人们要尽量避免同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内部力量的威迫。一方面，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的正确立场和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现象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和无奈，却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把自己置于同统治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这些诗篇由于作者均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因而“怨而不怒”，“止乎礼义”，保持“中和”，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因此能够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予以保存、流传。这些诗篇并不是作于一时一地，而风格却大致相同，除了“删诗”说的原因外，恐怕是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提倡并用来对子孙进行教育的结果。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整理“诗三百”并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恐怕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对周王朝诗歌教育传统的继承。

　　《大雅》、《小雅》这类诗歌，开创了中国政治批评诗的传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述《诗经》说：“……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只有站在社会公认的正确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的方法，以及避免张扬个人态度的写作特色，对后代的政治批评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似乎是记农历的歌谣，真实而细致地描绘了奴隶制社会的劳动情景。诗的作者似乎是一个奴隶中的管理者——其本人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

　　从诗中可以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奴隶主的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还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在来年夏日里享用；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一切好物品，全归主人所有。他们吃的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年轻美丽的女子也归“公子”享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豳是周王朝的发源地之一，是其祖先公刘定居的地方，历经十世，一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才从豳迁徙到岐下。从诗歌内容来看，虽然有“女心伤悲”的成分，但表现更多的却是奴隶们自甘情愿地为奴隶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样驯顺的奴隶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而这样的上下关系也正是所谓“美政”的体现。这首豳地的民歌，被周天子用来观赏风俗、体察民情，本身就体现了这首诗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用这样的诗歌教育培养出来的正是安享富贵尊荣的奴隶主贵族的子孙。《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这首诗是典型的民歌，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从唐代李绅、白居易、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的诗篇中，依稀能够看到这首诗的影子。

　　《豳风》中的《破斧》、《东山》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

　　《小雅》的《采薇》也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孙的教材。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天子之国学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一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献俘等典礼之所在。其制为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说文·水部》注释：“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余众子则十五岁入小学。

　　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广阔。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典籍的任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不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修订整理过的典籍有：《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诗》是一部文学教材，《书》是一部政事教材，《乐》是音乐教材，《春秋》是历史教材。经过孔子修订的六部典籍，自然也就融入了孔子的思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最早的有意识地开展诗歌教育的学者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认识到诗歌的多种作用，提出了诗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诗歌教育理论。西汉“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典籍自然也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经典教材，《诗经》就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教材。

　　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就是明证，其中的一部分诗篇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诗歌的初步繁荣，为当时开展诗歌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由此可见，春秋末期的诗歌教育在楚国上层社会是相当普及的。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这些诗篇，就其原来的性质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记述说明当时《诗经》与音乐和舞蹈的关系十分密切。《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而言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一带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雅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其中一些民歌可能是由各国乐师搜集整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各诸侯国将采集的民歌献给天子，于是这些民间歌谣都汇集到朝廷里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用韵规律大体一致。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国风”。《国风》中有数量较多的用于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在《诗经》的时代，社会的一般认识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这种观点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不可能否定这一当时社会公认的原则。即使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官采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在当时已经是普遍的现象。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

　　《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些家伙的沉重欺压，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平民。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在这些诗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但从总体上说，社会的约制是在逐渐严格起来，恋人们对自己的行动，也不得不有所拘束。如《郑风·将仲子》写道：“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在后面的二章中，还写到“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众多“可畏”的力量，恋人们又能怎么样呢？《陈风·月出》、《秦风·蒹葭》、《周南·汉广》等诗篇就道出了情人心中的痛苦和无奈。《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如《唐风·葛生》写一位死了丈夫的女子的遭遇。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诗经》还有较多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如《卫风·伯兮》，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一般学者均认为《诗经》中《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她应是中国历史上有可靠证据的第一位女诗人。《诗经》中如《卫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应当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国风”、“小雅”中还有一些民间歌谣，也当还有女诗人的作品。女诗人群体的出现，至少表明春秋时期的一部分女性有较高的诗歌修养，而这正是诗歌教育的结果。当然，她们未必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她们的诗篇以民歌的形式出现，说明她们从民间歌谣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

　　《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要求给予人民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因而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很大价值。《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影响巨大，《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孔孟时代之后被汉儒、宋儒曲解而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例如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如认为《关雎》是“咏后妃之德也”。因此，一部《诗经》自两汉开始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并以此形成了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孔子把“诗”作为教学内容之一，为此他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教育课本。《论语》中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修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礼记·经解第二十六》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可见孔子对诗歌教育的重视。

　　孔子要求学生“诵诗三百”：“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所说的“兴”即“感发意志”，是指诗歌运用比喻联想，托事于物，因物寄兴，有激发情感意志、使人奋发有为的作用；“观”是“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认识生活，感悟哲理，了解风俗习惯，知晓国家盛衰的作用；“群”是“群居相切蹉”，即互相启发，互相砥砺，引起感情共鸣，改变轻薄妒忌的恶习，培养群体意识，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是“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即运用讽刺的形式针砭社会不合理现象，批评当权者的政治；“事父”、“事君”则是懂得伦理道德，培养忠孝观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学习自然常识。“兴、观、群、怨”说是春秋时期孔子在文学方面的重要见解之一，全面概括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效果，也是其“诗教”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系统的诗歌教育理论。《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孔子诗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整理的《诗经》成为我国诗歌教育教材的典范。

　　由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孔子强调学习《诗》，是认为它可以培养想象力和观察力，用其中的道理修身养性，可以用于政治和社交。孔子指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而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见解和主张，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他指出学《诗》有两个目的：一是博通政事，能治理好国家；二是做外交使节使于四方，能做好外交工作。古代的使节出使外国时，“受命不受辞”，就是只接受使命，至于如何谈判应酬，全靠自己随机应变，独立行事，这叫做“专对”。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是指一般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而是外交场所的“专对”。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私学里设有言语科，《诗》是言语科中的主要教材。孔子说：“子说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周王朝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其中有很多做人、做官、治国的经验教训，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常识可供人参考。所以，在春秋时期，《诗经》不仅是诗歌教材，而且被看作政治教科书，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来对答。《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与不肖而观盛衰焉。”据统计，《左传》中有219处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鲁襄公十六年，齐国派高厚参加晋国招待各国诸侯的宴会，东道主请各国使者赋诗，高厚也赋了诗，但用得不得体，惹恼了晋国君臣，结果联合与会各国一起攻打齐国。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防问鲁国，因吃饭时失礼，鲁国的叔穆子当即就赋了一篇《相鼠》，讥讽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上层人士学习《诗经》，熟练地运用《诗经》中的诗篇应对是多么重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是夸张。

　　《礼记·乐记第十九》载“子贡见师乙问乐”：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这段记述中，乐官师乙向子贡全面阐述了诗歌教育的巨大作用——不同风格的诗歌可以培育不同的性格和品德。这段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统治阶级对于诗歌教育还是极其重视的，并形成了关于诗歌教育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司马迁在《史记·乐书第二》中转引了这段话，用来说明“乐教”——其实主要就是诗歌教育——对于培养美好思想品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大概一是满足各种宫廷典礼的需要，二是作者借此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已经成为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和运用《诗经》成为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论语》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和上层的人士的子孙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学习《诗经》也具有政治和道德意义。《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诗”可以“兴、观、群、怨”，“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的，否则不可能被孔子用来教育弟子。墨子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还说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墨子·非儒篇》）。自此以后，儒家把《诗》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宣传儒家学说的重要手段。

战国时期的诗歌教育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经过长期兼并战争，春秋初期的一百余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只剩十余国，进入“战国七雄”时代，最后以秦的统一而告终。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奴隶主贵族的私田，他们将土地出租而转化为封建地主。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制度，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活动，废除井田，奖励耕战，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如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促进了封建关系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出现，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长期战争破坏了社会安定，也破坏了文化传承，但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战国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则相对平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南北方文化的汇合促使诗歌在楚国获得重大发展。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的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使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与《诗经》一起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诗歌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孟子、荀子继承儒家的“诗教”传统并发扬光大，提出了新的主张。《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但是，《列子·汤问》中记载，当时有两位歌唱家的歌唱艺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民间歌女韩娥高歌之后“余音饶梁，三日不绝”，歌唱乐人秦青的歌唱“声振林木，响遏飞云”。由此看来，当时民间歌谣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诗歌没有流传下来，但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应当十分发达。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主张，对后世诗歌教育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意逆志”就是说在读“诗”时，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理解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中记述了孟子与弟子咸丘蒙关于“以意逆志”的对话：

　　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教导学生学习《诗经》时不要望文生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而是要多动脑筋，运用自己的思考来探求作者的本意。战国时代，有些人习惯上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诗说诗，往往出现错误。孟子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以意逆志”的主张，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揭示了诗歌教育的本质，对后世文学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孟子·万章下》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的意思是要根据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此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一直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

　　荀子是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孔孟学说，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发扬了儒家的“诗教”传统。作为儒家的传人和传经大师，他认为“诗言其志也”，要想学好《礼》，就必需先学好《诗》、《书》、《乐》、《春秋》，而《礼》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维系社会的安定，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进一步理清六经之间的关系，明确学习六经的目的，对后代的经学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诗歌教育上，他继承发展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进一步主张应当以学为基础，学思结合。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学也。”（《荀子·劝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要进行思考，“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荀子·劝学》）

　　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采用民间歌谣形式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如“愚暗愚暗堕贤良“、“如瞽无相何怅怅。”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成相篇》不仅是研究古代民谣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诗歌教育史的重要材料。

　　《学记》是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期，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教育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学记》将上古时期的教育机构归结为四类：“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学记》对教学管理作了七项规定。其中第二项规定：“《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意谓自开学时就让学生诵习《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使学生一入学就懂得当官从政的道理。这就首先明确了诗歌教育的目的。从这项规定可看出，当时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而且规定了具体篇目。这显然是对孔子“兴观群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时对诗歌教学的重视。《学记》进一步明确了诗歌教育的方法：“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孔颖达疏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者，此教诗法者。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附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意思是只有学会联想想象，懂得比喻修辞，才能安心学好《诗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记》初步总结了战国后期诗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

　　在南方的楚国，也有十分发达的诗歌教育。在南北方文化的共同孕育下，楚国诞生了以伟大诗人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伟大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楚人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周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物产最富饶，国力最强盛，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最后楚虽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以《诗》、《书》、《礼》、《乐》为代表的主要文化典籍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就有记载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多个例子。这说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到了楚国末期，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终于孕育出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对《楚辞》的渗透和影响。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尽管南北方文化交往已经十分频繁，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音乐舞蹈十分发达。从《楚辞》等书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楚地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到当地儿童所唱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越国舟人的唱辞：“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形式与中原歌谣显著不同，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地盛行的巫教，又影响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显著不同。《楚辞》中诗歌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里的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除了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语言节奏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生活人和事的范围。楚国没有形成北方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体意识比较强烈。丰饶的物产、多变的地貌和繁茂的生物容易培养楚国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存在的人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容易导致楚国诗人产生奇幻的想象。

　　屈原（约公元前340—约公元前278）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怀王、顷襄王发生矛盾，在加上奸臣诬陷，导致屈原多次被放逐。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次年，秦军又进一步入侵。屈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首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离骚》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表现了诗人一生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表达了他为国为民坚强不屈、至死不渝的精神。《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炽烈的情感、坚定的意志、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作品中，诗人运用拟人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各种奇花异草都成为诗人崇高品格的象征，为中国文学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九章》由九篇作品组成：《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在《九章》中，《橘颁》的内容和风格都比较特殊。作品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橘树的灿烂夺目的外表和高洁坚贞的品质，来表现自己优异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描写过程中，诗人既不局限于作为象征物的橘树本身，又没有脱离其基本特征，为后世咏物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涉江》是屈原在江南长期流放中所写的一首纪行诗。其中的风光描写最为人称道：“入溆浦余邅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诗人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高度概括地描写了高山密林幽静深邃的景象，恰到好处地衬托了诗人寂寞而悲怆的心情。楚辞中这类风光描写，成了后世山水诗的滥觞，屈原也被推为我国山水文学的鼻祖。

　　《九歌》是楚国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反映出在南方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湘君》开头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表现了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诗人借用楚地“招魂”的风俗，凭借奇异的想象，运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前后形成对比，形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尾，流露出无限深情。《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对后世鲍照、韩愈、李贺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屈原的诗篇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喜欢大量铺陈华美艳丽的辞藻。他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风格华美的文学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战国时代，屈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但他巨大的创作成就又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具有崇高人格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屈原在忠君爱国的前提下，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保留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诗篇以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了强烈激荡的情感。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他的艺术观点的对与错姑且不论，但他却准确归纳了屈原诗歌的风格。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描绘了奇丽的幻想，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影响。屈原的人格和诗篇都成为后世正直文人仿效的榜样。

　　屈原被楚怀王免去左徒一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这一期间，他培养了许多人才。《离骚》中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是对他大力培养人才的形象概括。《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根据这里的记述推测，大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屈原的学生。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屈原》中就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学生。虽无非常确切的证据，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了三位：“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而终莫敢直谏。”这一段话很简略，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的生活时代在屈原之后，都在文学方面向屈原学习，但都不具有屈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三人中，宋玉的文学成就最高。

　　宋玉的生平情况，一些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篇；《文选》收集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却无篇名。《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能够确定为宋玉作品的惟有《九辩》一篇。《九辩》之名来源甚古。在《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应当是“不歌而诵”的诗篇。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到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有十余处；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并不能说《九辩》是一篇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从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虽然也揭露批判了楚国腐朽政治，但缺少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虽然也抒发了个人失意的不满和痛苦，但缺乏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因此，《九辩》的哀愁，只是文人不得志的一种个人的、压抑的哀愁，只是“惆怅兮而私自怜”。这种文士怀才不遇的遭遇和牢骚，乃至见秋景而生哀愁的抒情模式，对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抗而标榜“穷则独善其身”、以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更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极善于选择描写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来抒写幽怨哀伤的感情，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出文人压抑的心理。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从这里可以看出，《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言节奏灵活而自由。语气词“兮”的位置不断变化，诗中又多用双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依然保持着音乐之美。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这种语言特点，对后世词曲的语言运用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宋李清照善于运用叠字，大概就是受到宋玉的影响。

　　《九辩》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受到后人尊崇而并称“屈宋”。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由此可见宋玉对古典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了《九辩》的成就：“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

　　总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秦汉统一以后，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学典范而“风骚”并称。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南北文化的区别，在诗歌艺术上，楚辞较之《诗经》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它对后世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极少。与《诗经》总体上温和蕴藉的风格相比较，屈原的诗篇却是用他的理想、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他的创作前所未有地显示了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全新的诗歌风格，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楚辞》同《诗经》一起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绵延无尽的影响。

　　秦王朝统一文字的措施为其后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但“焚书坑儒”又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学校教育的废弃又几乎中断了文化的传承，诗歌教育几乎荡然无存。西汉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得到恢复。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孔子的“诗教”理论也随之被发扬光大，诗歌教育成为政治教化的途径，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此后，尊孔崇儒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儒学也绵延不绝，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进入了第一个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荣时期。因此，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和七言诗逐渐形成并走向格律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和诗篇，而且涌现出许多才思敏捷的女诗人，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因此，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白银时代。

　　秦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焚书是秦国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秦朝一统天下、统一文字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便利的基础，但秦王朝历时甚短而且“焚书坑儒”，因此，中国古典文化进入秦朝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官府外，民间只准保留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籍，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上交官府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一概处以死刑。秦始皇不仅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还一举坑杀敢于批评他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焚书坑儒”是秦朝在文化教育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性灾难。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秦朝在教育上实行“以吏为师”和“禁私学”的政策。秦王朝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说明秦朝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认识不足，实际上是取消了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浩劫和一次倒退。虽说秦始皇实行焚书令，但民间藏书者、讽诵诗经者仍然有许多。焚书令虽然为儒家经籍的流传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断经学的流传。实际上“五经”都各有传人，而且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为西汉经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