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许多军阀割据一方，长期混战，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公元196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曹操陆续消灭长江以北的军阀势力，基本实现了北方的统一。208年，在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被迫退守黄河流域，统一全国的设想没有实现。公元220年，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随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孙权在江东称王，国号吴。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曹丕之后，司马懿逐渐掌握魏国大权。263年，魏国灭亡蜀汉。266年，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掉吴国，实现了短时期的统一。由于皇族内乱，西晋国力很快衰竭。316年，内迁的匈奴人灭亡了西晋。第二年，西晋皇族司马睿重建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420年，大将刘裕自立为帝，东晋结束。

　　与历史上长期统一的王朝相比，虽然这个时期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显得很突出，但在分裂中有范围较大的局部统一，在动乱中有时间较长的间断安宁。中国传统的以农业和小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在各个局部地区仍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东南地区，到汉代为止还相当落后。由于北方战乱，北人纷纷南迁，为南方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经过六朝相继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晋时期，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政治集团间相互倾轧斗争，南北方相互攻伐不断，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经过汉末大乱，豪门士族成为具有很强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到魏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进一步形成。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承认豪门士族有政治上的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两晋时期，士族地位进一步巩固。王、谢成为东晋时期最著名的大家族，人才辈出。民谣中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对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思想领域，儒家独尊的地位被动摇，社会思想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各种思想在相互冲击中不断交汇融合，形成“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时代。曾经一统天下的儒学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而日益没落，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形成的厌世无为、放纵不羁的玄学思想日益发展，佛教日益兴起，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多元状态。玄学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社会上最为风行的学说。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不满和不合作。这股思潮，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个性价值的重视。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尤其是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极大促进了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发展。作为继汉开唐、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各类文体渐趋完备，文学的概念也更明晰，文学日渐受到重视，并最终与经学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学术和教育之林。随着社会思想的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宣扬儒家政教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魏晋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时的作家第一次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本质和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提出了“文气”的概念，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说“文章”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相等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兴盛有重要意义。陆机在《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他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理论的补充和发挥。他强调了“情”对于诗的重要意义，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的特征。

　　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关于诗赋写作规律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涌现了众多著名诗人和大量诗歌作品，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诗人群体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段上又有新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显示了七言古诗自汉代以来的显著进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文学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继续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则直接反映东汉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犹如一幅历史画卷，概括了讨伐董卓战事失败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实。语言之简洁，气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四言诗。前者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全诗流动着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后者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曹操的这两首诗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优秀的四言诗作品。

　　建安时期，在把乐府诗从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为文人诗歌主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乐府诗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歌风格与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感情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很重视，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大约各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抒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虽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但华丽精致，通脱流畅。五言体《杂诗》二首的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学史上尤为著名，其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极力表现思妇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风格，又有新的创造。与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相比，《燕歌行》则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是七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影响最大。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曾受到曹操的偏爱。由于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他与曹丕的储位之争最终失败。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严厉迫害，动辄得咎，空怀壮志，郁郁而终。曹植现存的辞赋有三十多篇，《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诗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中的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雍容华贵，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曹植后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其诗歌集中抒写人生的失望和对政治迫害的不满，情调深沉悲凉。如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达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抒写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赠白马王彪》感情丰富复杂，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

　　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约占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能配乐演唱。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对后世这类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也有许多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在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更为曲折丰富。曹植的诗歌结构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写较多，开始注重对仗和炼字，追求华美语言和细致描绘，对后来文人诗歌影响很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并称为“七子”，他们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学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诗、赋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岁时就写出了名篇《七哀诗》；又以擅长辞赋著称，《登楼赋》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阮瑀、刘桢也以五言诗知名当时。

　　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名琰，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养。由于家学渊源，她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诗赋。蔡文姬传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成一体。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失宠后写了一首《塘上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诉，哀婉泣绝，极为感人，是女子思夫诗中的名篇。

　　建安时期，诗人普遍使用五言诗形式并加以发展，使五言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时期的文人诗歌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向文人诗歌的精致华美转变。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文人的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曹魏后期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诗歌深受其父影响，作品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其《咏怀诗》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反复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语言含蕴隐约。阮籍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个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艺术形象之中，使诗歌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这种以组诗方式抒发情感的形式受到后来诗人的重视，如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嵇康的四言诗《幽愤诗》、《赠秀才从军》具有个人特色，显示了四言诗的潜流。

　　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经过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压政策打击，文学之士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个体意识与文学风骨明显地减弱，自建安以来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和对仗现象高度发展起来。但是，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诗歌创作在士人中进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视诗文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社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诗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语言艺术日益提高，诗句对偶现象日益增多。当时作家中主要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

　　最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祖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受到北方士大夫的器重。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晋书》本传曰“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他的《文赋》形式上别具一格，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名作。陆机以“诗缘情而绮靡”为准则，语言上过分注重修辞，精心雕琢，文辞繁缛，华美典雅，多用排偶，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他少有才名，人品颇遭到非议。

　　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诗歌代表作是追悼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感情真切动人，对后世悼亡文学有很大影响。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其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他的《三都赋》有“洛阳纸贵”之誉。他的《咏史诗》借古讽今，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是班固以来咏史诗的创变。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的《咏史诗》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语言简劲，不重辞采，虽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直接抒写胸中不平之气，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东晋时期，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东晋玄言诗多以抽象语言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附属。东晋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由于年幼时家境败落，他29岁时开始出仕后仕途不畅，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41岁时彻底弃官归隐。《晋书·隐逸传·陶潜传》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诗歌。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田园诗，这些诗不仅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其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如《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三意境最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诗中最著名的是《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精炼，朴素明净，简洁淡雅，自然真淳，呈现出平和宁静、清明淡远的意境。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田园诗，开拓了诗歌新的题材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对后世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诗歌在宋代尤其受到文人的喜爱和推崇。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如《咏荆轲》和《读山海经》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也为后人称颂。他的《劝农》和《时运》用四言诗来歌咏田园生活，是《诗经》“国风”的继承和创新。

　　魏晋时期诗歌的繁荣，得益于思想解放与文化教育的普及。魏晋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不仅基本政治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教育制度也相似，而且同样强调以儒学为先。董卓之乱中太学被毁，曹魏立国后承汉制在废墟上重建太学。《三国志·文帝纪》载：魏文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在洛阳刻制《正始石经》，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这部石经仅刻《尚书》、《春秋》和《左传》，每一个字都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成，所以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这部石经对于研究儒家典籍的流传具有很高价值。

　　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即《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简称《三临辟雍碑》）。《三临辟雍碑》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视察的经过，虽不无夸大，却也反映了西晋王朝对教育的重视，因而，太学在短期内再次进入繁盛时期。《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西晋还设立国子学，以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是中国中央管理学务机构之滥觞。西晋灭亡，太学复被毁。

　　东晋立国之初，重新恢复太学。《晋书·元帝纪》载：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十一月于建业“立太学”。《晋书·成帝纪》载：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学。”东晋学校教育开始呈现衰微态势。

　　虽然长期割据战争和政治斗争导致上层统治者难以顾及教育，造成官学处于时兴时废、时有时无的状态，而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也使得士人生活朝不保夕，不愿积极出仕，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尊崇，虽然寒门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才智过人也很难出人头地，但是，他们通向仕途、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左思就是一例。由于官学时兴时废时断时续，难以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导致私学进一步发达，培养了许多文人才子。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仍以经学为主。但魏晋时期的读经与秦汉时期的读经有很大的差异。两汉时期儒生必须通读儒家的典籍，而魏晋时期虽然也强调读儒家典籍，但又不作严格的要求，因此，士人读《老子》、《庄子》成为时尚，成为“显学”。由于老庄哲学盛行一时，宣扬道家思想的玄言诗也就出现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

　　由于文学教育的普及，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女文学家，如西晋的左芬、东晋的谢道韫。

　　左芬是左思之妹，以文才出众被晋武帝司马炎纳入后宫。《晋书》列传第一载：“左贵嫔，名芬。兄思，别有传。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泰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及帝女万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诏芬为诔，其文甚丽。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以是屡获恩赐焉。答兄思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并行于世。”如她答赠其兄左思的《感离诗》：

　　自我去膝下。倐忽踰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欷歔不自持。何时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

　　左思兄妹都富有才情，曾一起读书、一起吟诗。左芬对兄长的思念，也是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和怀念。厌弃貌似华贵的宫廷而怀恋诗书自娱的生活，正体现了女诗人清峻高朗的志尚。

　　再如她的《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诗中以物明志，是咏物诗中的佳作。

　　谢道韫是东晋最有权势的谢氏家族里出现的一位才思敏捷的女诗人，她是古代最有名的女才子之一，从小便有过人的文才和口才，7岁时赢得了“咏絮才女”的美名。谢道韫所著诗文集原有两卷，后散佚，今存诗2首——《泰山吟》和《拟嵇中散咏松诗》。《泰山吟》大笔挥洒，气度非凡，充满阳刚之气，才华之高令人赞叹。《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载：“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又尝内集，俄而雪骤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道韫所著诗赋诔颂并传于世。”

　　《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还记载了晋朝的另两位女才子钟氏、陈氏的事迹：

　　“王浑妻钟氏，字琰，颍川人，魏太傅繇曾孙也。父徽，黄门郎。琰数岁能属文，及长，聪慧弘雅，博览记籍。美容止，善啸咏，礼仪法度为中表所则。”

　　“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

　　魏晋时期涌现的这些女诗人，除宫廷女诗人甄皇后、左芬外，谢道韫、钟琰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更多的女诗人已经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女诗人的出现，至少说明当时社会里的女子也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她们取得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诗歌教育的状况。如果没有良好的诗歌教育，也就没有诞生女诗人的土壤。

　　西晋灭亡后，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五个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建立了十六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除前秦苻坚实现短暂统一外，北方长期处于割据混战状态。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人，重视文化教育。在他们统治区域内，儒家经书仍然是官学的主要内容。

　　汉国开国君主刘渊，字元海，其远祖是匈奴冒顿单于，其父是魏武帝曹操所分匈奴五部的左部帅刘豹。他自幼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学习《毛诗》等儒经，文武全才，深得当时名士的推崇。《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于是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其子刘和、刘宣、刘聪都接受了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学教育。

　　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的儿子刘和“身长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渊的另一个儿子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汉国第二代国君刘聪是刘渊的第四子，自幼聪慧好学，汉化程度很高，武艺精强，文武俱佳。《晋书·刘聪载记》载：“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刘聪能写作百余首述怀诗、五十余篇赋颂，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

　　刘聪的两个妃子刘娥、刘英熟读经书，才貌双全。《晋书·列女传》载：“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恆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性孝友，善风仪进止。……其姊英，字丽芳，亦聪敏涉学，而文词机辩，晓达政事，过于娥。”

　　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出身羯族，是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的杰出帝王。石勒采用了汉朝选官制和办学培养人才，下令各级官吏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通过答策择用贤能。他还亲自到郡县接见文学之士，对有才能的给以奖励或任用。在其都城襄国设立太学、小学十余所，把将佐豪族子弟送入学校学习；选用太学生中前五名为著作郎。他还下令郡中集学子进郡立学校，并制定了考试三次学业修成的制度。《晋书·石勒载记》载：“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勒巡行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他注意拢络重用有才识的文人，如张敬、张宾、程遐等，组成“君子营”，用张宾为谋主。《资治通鉴》卷八十九记载，他攻下幽州后立即重用名士裴宪、荀绰，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

　　石勒的儿子石弘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晋书·石勒载记》载：“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可惜，这位后赵的继承者生不逢时，22岁就因石虎篡位被杀。

　　前燕王慕容皝崇尚儒学，重用汉族文士阳裕等人。《晋书·慕容皝载记》载：“（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这位前燕王能亲自编写韵语蒙学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其文学修养之高可见一斑。

　　苻坚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出身氐族的功业卓著的杰出帝王。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他“八岁请师就家学”，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博学多才。即帝位后禁止传播老庄学说和图谶之学，建立学校，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士王猛、薛赞、权翼等人。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能与苻融、苻阳等大臣引用《诗》、《礼》、《书》等典籍对话，与群臣宴饮时常与群臣一起赋诗，能“歌劳止之诗”。《晋书·苻坚载记》载：“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坚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及王猛卒，坚置听讼观于未央之南。禁《老》、《庄》、图谶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在他统治期间，不仅使混乱的北方获得统一，而且使衰落的儒学得到兴盛，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在当时可谓一枝独秀。

　　据《晋书·苻坚载记》记载，苻坚之弟苻融精通儒家典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苻坚之侄苻朗学问渊博，颇有魏晋风度，“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不得已起而就官。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

　　刘聪能吟诗作赋，慕容皝著有韵语《太上章》，苻坚能“歌劳止之诗”，苻融著《浮图赋》，苻朗能临刑赋诗，可见在十六国中，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也绵延不绝。

　　正因为儒家典籍的传播和诗歌教育的延续，北方也出现了一些女才子，除刘娥、刘英外，还有宋氏、苏蕙等。《晋书·列女传》记载了她们的事迹：

　　“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逞时年小，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

　　上述两位女子都是千古奇才。如宋氏一样，能主持官办讲堂教授学生，古往今来，这样的女子中能有几人？苏蕙的文学才能尤为卓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苏惠的《璇玑图》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首巨型回文诗。整个十六国时期一百多年中，北方文学极为萧条，没有产生重要的作家作品，而这首《璇玑图》回文诗应当说是唯一的一朵奇葩。这首回文诗据说可以分解为两百余首诗词，问世后曾被诸多名家解读。唐朝武则天曾专门为苏惠与《璇玑图》撰写序文，宋代才女朱淑真也写有《璇玑图记》。这首诗魅力非凡，至今仍受到人们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