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南北方虽多次相互攻战却均无较大所获，因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对峙时期。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南朝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士族依然享有很大特权，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宋、齐、梁、陈四朝由于统兵大将篡位导致政权频繁更替，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但其破坏性较小，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然很迅速，为我国古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经过魏晋进入南朝，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桎梏，文学的价值受到了社会上层的高度重视，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南朝历代皇帝中，很有几位成就突出的文学家和理论家，如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许多皇亲国戚也以爱好文学、招纳文士而著称。来自最高统治阶层的喜好和提倡，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风格不断出现，文学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士族中，重视文学写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家族中有六人作品选入《文选》，王氏家族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出众的文学才华，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成为当时声名最盛的诗人。齐梁两代成为南朝文风最盛的一个时期。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网罗当时知名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最著名的是“竟陵八友”，包括萧衍、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等著名诗人。沈约和周颙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形成了“永明体”，古代诗歌自此开始走向格律化。谢朓等人积极参与永明诗体的创作，促进了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演变。梁武帝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数人都爱好文学，都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就，进一步带动了文学的繁荣。萧纲、萧绎、刘勰等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由萧纲倡导而兴起的宫体文学，不但风靡梁、陈和隋代，而且在唐宋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中继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钟嵘的《诗品》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藩篱，十分重视充沛的感情、华茂的辞采、典雅明朗的风格，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谢朓等诗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梁代出现了七言诗蓬勃发展的局面，七言歌行已经趋向成熟，七律、七绝的雏形均已出现。由于南朝的帝王贵族大多满足于江南富庶的经济所提供的物质与文化享受，他们的文学从内容来说，主要反映上层文人自身的生活范围，尤其是关于山水自然、女性美貌和男女之情的题材更加突出。在形式上，他们更注重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中四声的运用形成了诗的格律，辞赋的骈偶化逐渐形成“四六文”体制，而诗赋的辞采也越来越精丽工巧。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谢氏家族，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主将。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幼便颖悟，……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他在诗歌里以精美的语言对山水景物进行细致描绘，表达个人独特的主观情思。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历来脍炙人口。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谢氏家族人才辈出，除谢灵运外，谢惠连、谢庄均有诗名，分别以《雪赋》、《月赋》久负盛誉。稍晚的谢朓也以诗著称。

　　鲍照（约414—466）出身寒微，字明远。二十多岁时，在临川王刘义庆门下因献诗而知名。他的乐府诗富有独创性，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俗结合起来，并在诗中贯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深沉忧愤。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是杂言体七言歌行的开创者，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因而对后世诗人，特别是唐代诗人影响很大，李白、杜甫均受其诗影响。鲍照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与骈文作家，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都是流传后世的杰作。其妹鲍令晖是当时著名的女诗人。

　　谢朓（464—499）字玄晖，“竟陵八友”之一。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后人以“大小谢”并称。他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引谢朓语）的主张，其诗歌语言精炼流丽，浅近易解。现存诗200余首，其中山水诗的成就很高，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其《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一联清俊秀丽，最为人称道。“天际识归舟，云中辩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等诗句也脍炙人口。他的五言四句小诗清新流畅，如《铜雀悲》、《玉阶怨》等借鉴南朝民歌的形式，促进了五言绝句这一新诗体的形成。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自然流转，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曾在《金陵城楼月下吟》一诗里写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出身一般仕宦家庭。《梁书·何逊传》说：“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赏……沈约亦爱其文，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他的诗工于写景抒情，讲究声律，文辞清新，注重语言锤炼，修辞简练精当，对唐代大诗人杜甫影响颇深。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出身寒门。他的五言诗语言质朴，不务工巧，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在当时影响颇大，被称为“吴均体”。《梁书·吴均传》载：吴均“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天监初，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陈代最著名的作家，有“一代文宗”之称，与庾信并称为“徐庾”。他曾奉萧纲之命编成专收艳情诗的《玉台新咏》。《陈书·徐陵传》载：“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可见他在当时影响之大。

　　南朝还有许多早慧的诗人，他们往往出身名门世家或没落士族，自幼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幼时即以诗文闻名于世。如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范云、任昉、徐勉，梁代著名诗人王僧孺、张率、刘孝绰、王筠、徐悱、梁简文帝萧纲等。

　　《梁书·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年八岁，遇宋豫州刺史殷琰于涂，琰异之，要就席，云风姿应对，傍若无人。琰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尝就亲人袁照学，昼夜不怠。……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每疑其宿构。”《南史·范云传》载：“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云性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

　　《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昉）幼而好学，早知名。”《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昉）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

　　《梁书·徐勉传》载：“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人也。祖长宗，宋高祖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时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笃志好学。起家国子生。太尉文宪公王俭时为祭酒，每称勉有宰辅之量。”

　　《梁书·王僧孺传》载：“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郯人，魏卫将军肃八世孙。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长史。僧孺年五岁，读《孝经》……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

　　《梁书·张率传》载：“张率，字士简，吴郡吴人。祖永，宋右光禄大夫。父瑰，齐世显贵，归老乡邑，天监初，授右光禄，加给事中。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

　　《梁书·刘孝绰传》载：“刘孝绰，字孝绰，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绘，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并命驾先造焉，昉尤相赏好。”

　　《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岁能属文。年十六，为《芍药赋》，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与从兄泰齐名。陈郡谢览，览弟举，亦有重誉，时人为之语曰：‘谢有览举，王有养炬。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南史·王昙首传附志弟子筠传》有类似记载。

　　徐悱是徐勉之子。《梁书·徐勉传附子悱传》载：“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徐悱和其妻刘令娴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诗人夫妻，二人的赠答诗载于《玉台新咏》。

　　梁简文帝萧纲是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之弟。《南史·简文帝纪》载：“帝幼而聪睿，六岁便能属文。武帝弗之信，于前面试，帝揽笔立成文。……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

　　当时彭城刘氏一门人才辈出，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世家，还同时出现了三位女诗人。其中，以刘孝绰、刘令娴（徐悱之妻）的名声最大。刘孝绰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作品很多，流传很广。萧统亲自选拔刘孝绰一人来编纂自己的文集并作序，可见他对刘孝绰的看重。《梁书·刘孝绰传》载：“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孝绰子谅，字求信。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不仅文人诗歌十分繁荣，南朝时期的民歌也非常昌盛。南朝民歌最早始于三国东吴，迄于陈，留存总数近五百首，按地域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南朝民歌是城市中的酒楼和贵族宴会上由歌女们演唱的风情小调，内容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的汉乐府民歌不同，它集中抒写男女之情，绝大多数以女子的口吻唱出对男子的爱慕相思，反映了南朝统治区域的社会风俗状况。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其余的四言及杂言诗篇幅也很短小，其语言明快动听，善于运用双关隐语，或朴素自然，或浅俗鲜丽，具有鲜明的民歌情调，表现了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修辞技巧。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诗歌教育十分发达。

　　南朝文人诗歌创作受民歌影响很大，雅俗结合渐渐成为从鲍照到齐梁间的文人诗歌的主流；南朝民歌一部分专门描绘女子美丽体态容貌的歌曲与宫体诗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南朝民歌中占主导的五言四句的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南朝民歌在隋唐以后继续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大诗人李白的很多短诗以清新自然见长，就与学习南朝民歌有直接关系，如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与《子夜四时歌》中“秋风入窗里”一篇十分近似，传承关系十分明显。直到清代为止，历代文人模拟南朝民歌的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南朝民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继魏晋之后又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南朝诗歌的繁荣，虽得力于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但与诗歌教育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南朝时期的政权性质与两汉政权并无二致，教育制度也相似，儒学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南朝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虽然南北方战争和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但上层统治者仍然十分重视教育。南朝宋文帝时，在官学中首设文学馆，主要进行专门的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活动，诗歌教育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使士族子弟享有接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仕宦的特权，因而，社会上层人士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诗歌创作和诗人群体也就主要产生于宫廷和士族内部。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和对文士的重视，虽然庶族子弟纵使品学兼优也地位低下，但是，他们接近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读书做官，因而私学进一步发达。学习诗文写作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出身寒微的鲍照就以因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而知名当世。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重视文学教育，诗歌等文学教材受到学子的重视和欢迎。虽然《诗经》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但与经书相比，由于诗赋文章押韵好读，所以常作为学童阅读初级教材。由于社会需要，学校教育重视写作训练，尤其重视骈文与诗歌的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要学会用典使事，写作诗文要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如何逊八岁就能写诗，后成为梁代著名诗人。

　　得益于诗歌的兴盛，南朝也出现了一群女诗人。《诗品》卷下中列入了两位女诗人：宋朝的鲍令晖、齐朝的韩兰英。其他较著名的还有齐朝的苏小小和梁朝的刘令娴、沈满愿。

　　《诗品》卷下中，钟嵘说：“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谓韩云：‘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鲍令晖、韩兰英能被钟嵘列入《诗品》，可见二人在当时的影响甚大。鲍令晖曾有《香茗赋集》刊行于世，今已散佚，仅存诗六题七首：《示行人》、《题书后寄行人》和拟古乐府诗四题五首，诗歌成就历来多受称赞。韩兰英的诗文，则全部佚失。

　　苏小小是南齐时钱塘名妓，风骨清高，美艳如花，才情盖世，生年十九早逝，仅有一首《钱唐苏小歌》（又名《西陵歌》）传世，《玉台新咏》中收录了这首诗，即“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其人其诗千百年来为世人传诵。历代诗人歌咏苏小小的诗非常多，唐代诗人李贺、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都为她写过诗。

　　刘令娴是刘孝绰之第三妹，徐悱之妻，生卒年不详，世称刘三娘。其二姊均有才学，而她的诗文尤清秀突出。其兄刘孝绰曾罢官不出，题诗于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她为之续句：“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梁书·刘孝绰传》载：“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南史·刘勔传附绘子孝绰传》有同样记载。其祭夫文曰：“惟君德爰礼智，才兼文雅，学比山成，辩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调逸许中，声高洛下。舍潘度陆，超终迈贾。二仪既肇，判合始分，简贤依德，乃隶夫君。外治徒奉，内佐无闻，幸移蓬性，颇习兰薰，式侍琴瑟，相酬典坟。辅仁难验，神情易促，雹碎春红，霜雕夏绿，躬奉正衾，亲观启足，一见无期，百身何赎。呜呼哀哉！生死虽殊，情亲犹一，敢遵先好，手调姜橘。素俎空干，奠觞徒溢。昔奉齐眉，异于今日。从军暂别，正思楼中，薄游失返，尚比飞蓬，如当此诀，永痛无穷，百年何几，泉穴方同。”这篇祭文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凄惋感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其诗歌现存10余首，《玉台新咏》录其诗8首。她的诗多写闺怨之情，如《春闺怨》、《听百舌诗》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回赠丈夫徐悱的《答外诗》二首，如“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鸣鹂叶中舞，戏蝶花间鹜。调琴本要欢，心愁不成趣”。诗中通过写景来衬托相思之情，情意缠绵，真切生动。

　　沈满愿是沈约之孙女。生卒年不祥，约梁武帝大同中前后在世。沈满愿有乃祖之风，善作诗，曾有诗集五卷传世。《彩毫怨》、《登楼曲》、《昭君叹二首》等是她的名作。

　　另外，南朝梁宫女王金珠也以善诗知名。这些女诗人均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从她们的成就来看，都接受过相应的诗歌教育。她们都是南朝诗歌沃土上成长出来的一朵朵奇葩。

　　南朝诗歌创作和诗歌教育的兴盛推动了文学作品集的编纂。当时出现了两部重要的文学作品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不仅促进了文学教育的进一步普及，而且对我国古代诗赋创作和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是秦汉以来收编诗文最丰富的文学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成书之后，被认为是古代文学教材的典范，也是诗歌教育的的典范教材。原书30卷，唐李善作注时分为60卷，其中有赋19卷，诗歌12卷，骚2卷。《文选》共收入周代至齐梁时期130多个知名作者和少数佚名作者的诗文作品共752篇，其选文分三类：诗歌、辞赋、杂文，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基本具备，其中诗歌434篇。这部书反映了编者独到的文学见解，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时尚。他将儒家的经书、诸子书，以及历史著作均排除，从而使《文选》的文学色彩更浓。这部书在唐代就受到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学子必读之书，有所谓“文选学”之名。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后世更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足见此书的影响和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共十卷，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汉魏以来至南朝梁时的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是第一部全部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总集。这本书中保存了古代许多歌咏妇女的优秀诗篇，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即《日出东南隅行》）、《羽林郎》、《孔雀东南飞》等。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诗人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徐陵颇重视收录南朝时逐渐兴起的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对于五言绝句这一诗体在唐代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由于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窜改，所收诗歌总数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朝时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篇》作为蒙学教材。由于统治者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学而优则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学者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学童身上。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蒙学教材，除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

　　《开蒙要训》的内容主要介绍自然事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饮食烹调、农业耕作、树木鸟兽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如“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通俗，至五代时期仍在传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汉字编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韵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从开头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四言诗歌的形式特点，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南朝时期生肖文化逐渐盛行。活跃于梁陈两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首生肖诗。这首诗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特点，可谓别开生面，文采娱人。这首诗对于生肖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39年，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在孝武帝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温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诗歌作品主要是模拟南朝文学，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王朝。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朝后期，南方许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们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诗赋作品，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王府，后来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而滞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颇受器重，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庾信前期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其诗赋抒发了自己深切怀念故国乡土，因身仕敌国而感伤、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情感，风格也转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春赋》、《哀江南赋》是当时名作，《春赋》中诗赋结合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唐代王勃、骆宾王和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显然受其影响。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来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骈文骈赋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的繁荣有重大影响。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琅琊人，出身名族，因旧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视，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领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称于当时，五言诗《关山月》也是边塞诗的名作。《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表现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风格萧瑟苍凉。他的诗歌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

　　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历代君王和上层贵族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对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滞留西魏时，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当时北周与陈朝通好，允许南方流寓人士归还故国，因庾信与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坚决不准许两人南归。北朝政权对文士的尊崇可见一斑。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十有三年）秋七月甲辰，阴平国遣使朝贡。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于京师。”“（十有七年秋七月）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孝文帝不仅精通“《五经》之义”，“善谈《庄》、《老》”，而且“诗赋铭颂，任兴而作”，能与群臣一起赋诗，其文化修养可谓深厚矣。《魏书·郑羲列传附子道昭传》还记载了孝文帝与诸大臣赋诗唱和一事：“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学，综览群言。……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北魏前废帝元恭也能作诗。《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这首五言诗表达了他被逼迫退位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东魏孝静帝能文能武，颇好文学，连他的妃子也能吟诗。《魏书·孝静帝纪》：“帝好文学，美容仪。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嘉辰宴会，多命郡臣赋诗，从容沉雅，有孝文风。……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尉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歔掩涕。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北魏王公和宗室子弟也往往爱好文学，能够赋诗作文。如元晖业、元熙、元延明、元勰、元愉等宗室王子，均能作诗。《魏书》中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魏书·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弼子晖业传》：“（晖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魏书·南安王桢传附英子熙传》：“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熙临刑为五言诗，示其僚吏曰：‘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与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始熙之镇鄴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魏书·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延明既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

　　《魏书·彭城王勰传》：“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

　　《魏书·京兆王愉传》：“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

　　北魏时期的文人学士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能赋诗者更多。如梁祐、董绍、冯元兴、鹿悆、常景、祖莹等在《魏书》中均有传。

　　《魏书·裴叔业传附梁祐传》载：“祐，叔业之从姑子也。好学，便弓马。……从容风雅，好为诗咏，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以诗酒自娱。”

　　《魏书·董绍传》载：“董绍，字兴远，新蔡鲖阳人也。少好学，颇有文义。起家四门博士，……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

　　《魏书·冯元兴传》载：“冯元兴，字子盛，东魏郡肥乡人也。……因就中山张吾贵、常山房虬学，通《礼》传，颇有文才。年二十三，还乡教授，常数百人。领僚孝廉，对策高第，又举秀才。……乃为《浮萍诗》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无根绿水上。脆弱恶风波，危微苦惊浪。”

　　《魏书·鹿悆传》载：“（鹿悆）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蔼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

　　《魏书·常景传》载：“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

　　祖莹是当时著名诗人，以才思敏捷著称。《北史·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魏书·祖莹传》的记载与此相同。从祖莹的经历来看，神童之名的背后是接受教育和刻苦学习。祖莹的弟弟祖孝隐、儿子祖珽、孙子祖君信均以文学知名当时。

　　北朝时期，私学在民间仍相当发达。据《魏书》记载，张伟、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徐遵明等，都是当时名闻天下的私学先生，其弟子往往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孔子开创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不绝。

　　《魏书·儒林传·张伟传》载：“伟学通诸经，讲授乡里，受业者常数百人。儒谨泛纳，勤于教训，虽有顽固不晓，问至数十，伟告喻殷勤，曾无愠色。常依附经典，教以孝悌，门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魏书·儒林传·常爽传》载：“爽少而聪敏，严正有志概，虽家人僮隶未尝见其宽诞之容。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是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奖厉有方。……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余年，时人号为‘儒林先生。”

　　《魏书·儒林传·刘献之传》载：“刘献之，博陵饶阳人也。少而孤贫，雅好《诗》、《传》，曾受业于渤海程玄，后遂博观众籍。……由是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而希造其门。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己了，不复须解。……时中山张吾贵与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其行业可称者寡。献之著录，数百而已，皆经通之士。于是有识者辨其优劣。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魏书·儒林传·刘兰传》载：“刘兰，武邑人。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瀛州刺史裴植征兰讲书于州城南馆，植为学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称焉。又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

　　《魏书·儒林传·徐遵明传》载：“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也。身长八尺，幼孤好学。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乃诣平原唐迁，纳之，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

　　《魏书》中还记载了当时一些著名文士幼年接受私学教育的情况。温子升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之一，与邢子才、魏收号称“北地三才”。《魏书·文苑传·温子升传》载：“温子升，字鹏举，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

　　裴骏、裴安祖的经历更能说明私学诗歌教育的成效。《魏书·裴骏传附从弟安祖传》载：裴骏家世以儒学为业，“裴骏，字神驹，小名皮，河东闻喜人。……骏幼而聪慧，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弱冠，通涉经史，好属文，性方检，有礼度，乡里宗敬焉。”“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后，未曾独食。”《诗经》的影响可谓大矣！

　　《魏书·祖莹传》载：“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这说明祖莹在十二岁之前接受的是私学教育，仅八岁就已经学会诵读《诗经》，可见私学教育的成效。由北朝入隋的诗人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六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时人称为奇才。由此可见当时诗歌教育的状况。

　　《魏书》还简略记载了两位奇女子的事迹。其一是房景先的母亲崔氏。《魏书·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载：“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魏书·房法寿传附族子景先传》：“景先，字光胄。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房母能“亲授经义”、“自授《毛诗》、《曲礼》”，可见其文学修养之高。在她的教育下，房景伯、房景先都成为当时的著名文士。

　　其二是崔巨伦的姐姐崔氏，她还是一位女诗人。《魏书·崔辩列传附逸子巨伦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崔氏与翼书诗数十首，辞理可观。”可惜其作品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北周世宗宇文毓能作诗。《周书·明帝纪》载：“丁未，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帝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着文章十卷。”

　　北周猛将高琳也能作诗。《北史·高琳传》载：“周孝闵帝践祚，进爵犍为郡公。武成二年，讨平文州氏。师还，帝宴群公卿士，仍赋诗言志。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看来这位勇冠三军的猛将也有较深厚的文学修养。

　　《北齐·杨愔传》载：“杨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人。……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幼丧母，曾诣舅源子恭。子恭与之饮。问读何书，曰：‘诵诗。子恭曰：‘诵至渭阳未邪。愔便号泣感噎，子恭亦对之歔欷，遂为之罢酒。……愔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余言。”

　　北齐后主高纬虽荒淫无道，无治国之能，却非常爱好文学。《北史·文苑传·序》载：“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咏诗，幼时尝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北齐后主高纬的妃子冯小怜是一个才色俱佳的女子。北齐亡后冯小怜遭遇坎坷，在临死前曾作《感琵琶弦》一诗，颇为感人。《北史·后妃传下·齐后主冯淑妃传》载：“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从这首诗来看，她很有一点作诗的天分。她是女婢出身，受过严格的歌舞训练，应当有较高的诗歌修养。

　　北朝时期，《急就章》仍是蒙学教材。《魏书·崔浩传》载，“浩又上《五寅元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北齐·李浑传附弟绘传》载：“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北齐·儒林传·李铉传》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年十六，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

　　北魏时期，《毛诗》等儒家典籍也传播到西域地区。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甘肃人麹嘉据高昌为王，史称“麹氏高昌”，一直主动向北魏纳贡称臣，北魏封高昌王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麹氏高昌积极推行中原地区的各项制度，使西域地区进一步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北史·西域传·高昌传》载：“（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明帝遗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兵器有弓、刀、箭、楯、甲、槊。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昏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

　　颜之推（531—约590年）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梁元帝肖绎时，官至散骑侍郎。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他的《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篇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从中可以看出，颜之推主张士大夫子弟自数岁起就要接受教育，学习《诗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学习贵在持之以恒。《颜氏家训·书证第十七》中大量引用《诗经》等典籍中的文句，可见他对《诗经》的掌握是多么牢固。

　　北朝时期的民间诗歌教育也相当发达。《敕勒歌》和《木兰诗》（《木兰辞》）流传很广，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北朝民歌流传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少数民族民歌的翻译和流传本身，就是进行诗歌教育的很好证明。

　　北朝的民歌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艺术成就毫不逊色。现存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大多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少数几篇收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这些歌曲中以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多，少数出于汉族。由于北方的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生活方式的制约，质朴粗犷、豪迈雄壮是北朝民歌最显著的特色。其内容或歌咏北地风光和游牧生活，或赞颂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或反映战乱从征和徭役苦难，或表达对爱情与婚姻的热烈追求。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的感情表现直率粗犷，语言风格质朴刚健，诗歌形式也以五言四句居多，其余多为整齐的四言或七言，杂言体较少。需要注意的是，北朝民歌中少数民族的歌谣是经过翻译而来的，如《敕勒歌》，据《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而《折杨柳歌》有“我本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二句，可见其原非汉语。

　　北朝民歌中最著名的是《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是当时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也称铁勒，或称高车。这首民歌描绘了北方大草原广阔无垠、雄浑苍茫的景象，展示了草原民族水草茂盛、牛羊肥壮的幸福生活，表现了敕勒族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怀。其风格雄壮豪放，是描写草原风光的千古绝唱。据《乐府广题》载，东魏高欢攻西魏玉璧兵败疾发，士气沮丧，高欢令敕勒族大将斛律金在军前高唱此歌，以安定军心，可见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是多么强大。

　　《木兰诗》一向被认为是北朝民歌的代表作，历来流传很广，至今仍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诗中塑造了女英雄木兰的美好形象，自古及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诗歌的语言浅近轻快，音调和谐，有浓郁的民歌风味，穿插在全篇中的口语化的对话，造成了活跃的气氛。“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文字精整，锤炼的痕迹很重，说明这首诗可能经过文人加工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