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经过4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节俭，奖励农桑，减轻百姓负担，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汉武帝大力向外开拓疆土，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扩大了国家的统治疆域，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朝以前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西汉王朝初期，多方面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比较简约宽松的政策，大规模收集文化典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诸王门下集聚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指责中央，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十分不利。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十分活跃，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曾一度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因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并专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并在政治制度上把士人读经和仕宦密切结合，从而有效地遏止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现象。至此以后，儒家典籍被抬到“经”的地位，使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历代统治者运用经学治世，学校育才、朝廷取士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经学与古代教育从此紧密结合在一起。汉代儒学已经截然不同于先秦儒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孔孟之道只是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和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皇权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统治理论。

西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先秦的各种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在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局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初步重视的时代。汉武帝特别喜好辞赋，就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征召入宫。文人因文学才能被赏识而重用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此，汉代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由于武帝的提倡，辞赋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

　　西汉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它文学成分，形成了新型的文学体裁——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形式上发生过许多变化，如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注重铺陈的特点也贯穿始终。西汉后期，在辞赋创作中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里的成句；崔篆的《慰志赋》在《诗经》等古代典籍中提取词语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这种用典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赞、箴、铭、诔、碑铭、连珠、吊文、哀辞等，在后来大都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了大量作品。

　　诗歌在西汉有了新的发展。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生命力，五言诗正在登上文学舞台，七言诗也开始萌芽。汉代乐府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取得新的发展。汉武帝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文学的繁荣。“乐府”收集整理的民歌就叫乐府民歌，多同民间的音乐舞蹈相结合。《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所采集的一百三十八首民歌所属地域，其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或在马上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饮以及民间娱乐。“乐府”在这种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民歌歌词被称为乐府诗，如《江南》、《铙歌十八曲》、《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典型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也称为乐府。乐府诗的整理流传，极大地推动了诗歌教育的普及。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因而也占据了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用楚地方言歌唱、用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作为古老的经典为士人普遍诵习，但除了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四言诗外，四言诗体却逐渐退出文学舞台。而政治舞台上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则以楚歌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王朝的新气象。

　　秦朝灭亡后最早的楚歌，应是项羽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只好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对个人的能力越保持骄傲和自信，就越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这种感叹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最高统治者。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英雄，但他的《大风歌》却也贯穿着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年曾“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说明他的内心隐藏着深刻的悲哀。

　　汉武帝刘彻写出了著名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作为一个强大帝国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帝王，汉武帝深知自己也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因此，在诗中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这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二认为此诗为“《离骚》遗响”。《秋风辞》是汉武帝的代表作，也是咏秋的名篇。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产生。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在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却越来越重要。

　　就五言诗来说，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楚辞》中的一些诗句若去掉语气词“兮”字就更普遍。但西汉初年才出现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是虞姬的《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汉初陆贾所撰《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诗，始流传至今。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虞姬还有两首四言诗。一是《采芝操》：“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另一首是《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贫贱之肆志。”由此来看，虞姬还是一位有相当诗歌修养的了不起的女诗人。

　　汉高祖姬戚夫人写有一首基本上是五言的《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汉武帝时期的乐人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善于辞赋，有良好家庭文化修养，她的兄弟伯、游、稚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她有一首《怨歌行》（又题《团扇》）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均收入，均题班婕妤作，写得非常出色：“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以秋扇见捐比喻女子遭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其形象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上层统治者都有深厚的诗歌修养，曾经受到诗歌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正规的学校教育，或者是民间的诗歌教育。

　　如果从乐府民歌来看，一般认为汉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这种现象表明，至少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民间的诗歌教育也是很发达的。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主流的诗歌形式，直到东汉以后才逐步兴盛起来。从此，五言诗逐渐代替了四言诗，在以后的两千年里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常见。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则完全是七言。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可见汉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则是完整的七言诗。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司马相如的《琴歌二首》也具备了七言诗的形式。其一是：“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其二是：“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是完整的七言诗歌，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成为田园诗歌的最早源头。

　　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再加上秦汉之际战火不断，儒家典籍保存下来的太少，经籍的整理和传授都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汉代经书的讲解和传授最重师法、家法和依据。经籍中的语言多是先秦的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再加上当时书写材料的限制，想得到一本书非常困难，所以，记诵是一种很好的补救办法，治经的人必须通过记忆和背诵来学习，因此，当时的教育注重记忆和背诵。在学术传授靠手抄甚至口授的条件下，要防止杜撰经文和主观臆断的解说，有效的保障就是严格辨明师传体系并恪守师说，这种重师法、重依据、重记诵的汉代学风，对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一定影响。

　　秦代曾经焚毁民间保存的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儒家典籍并未完全失传。《汉书·儒林传》记载：“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由于《诗经》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记诵的典籍，所以到汉代又得到广泛流传。《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鲁之申培，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鲁、齐、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有众多弟子，尤以鲁诗为盛。

　　《汉书·儒林传》载：“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西汉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树立自己的声望，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新书·傅职》）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说明了官学的基本教材。《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汉代的儒生对《诗经》是极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学家扬雄在辞赋的创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对于《诗经》的学习十分重视，而且效果显著。

　　西汉时的学校教育重视进行各种文体训练，训练的文体有诗赋类、书表奏类、颂箴铭类、论说类。受当时社会风气及利益的驱动影响，汉赋倍受人们的青睐。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出身文学世家，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女辞赋家，她的《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更为真切地诉说了宫廷内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生动，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

　　汉儒教学大都采用“自学——提问——讲解——讨论——练习”的方式口口相授。为了配合学生自学，有的学者就记录、整理和汇集著名经师的讲授内容，形成了“传”、“章句”等阅读参考书。有了“传”和“章句”，学生不用求师，通过自学也可以学到最好的学问。

　　当时的教育特别注重朗读。《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新樵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呕（讴）道中。买臣愈以疾歌。”朱买臣的呕与歌就是朗读。这种朗读情动于衷，声情并茂，能够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

　　作为诗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汉时期出现了更多采用韵文形式编写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

　　西汉初期，闾里书师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后人称为“秦三仓”）进行删改合编，去其重复字，以60字为一章，凡55章，统称为《仓颉篇》，用以教学童识字。如：“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辑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群，出元别异。”形式上四言成句，二句一韵。这本书在唐代以后逐渐亡佚。

　　西汉学者编写的韵文识字教材有史游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篡篇》、李长的《元尚篇》等。这些识字教材中，《急就篇》在语文教育史上影响最大。这些识字教材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急就篇》，它是现存最早的识字和常识课本。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的《急就篇》（又名《急就章》）以识字为主，同时介绍各类知识，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教材。今存《急就篇》用三言、四言、七言，主体部分为七言韵语。《急就篇》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两章每章64字，合计2144个字。史游写了31章，每章都是63个字，每句以七字、三字为多，也有一些四字句。南宋王应麟认为第7章、第33章、第34章是东汉人续写的。《急就篇》把相近的字分类编写在一起，讲究押韵，便于记忆；内容上注重实用，知识丰富，包括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皿，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器官，7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还有官职名称、法律知识、地理知识等，而且注重思想教育和读写结合；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400多字；二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三是“文学法理”，440多字。第一部分用三言，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二、三部分用七言，如：“稻黍秫稷粟麻粳，饼饵麦饭甘豆羹。”第三部分的末尾有一小部分用四言，歌颂汉德，这段文字最为浅近可读，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边境无事，中国安宁。”总之，这本书在开头几句之后，接着是姓名，然后是各种事物，再就是百官的名称和吏治有关的事情，最后写汉代昌盛的局面。如第一章：

　　“急就奇瓠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布局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从这一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急就篇》句式整齐押韵，整齐中又有变化。三字、四字句隔句押韵，七字句每句押韵。这样的句式整齐而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符合儿童的心理。章太炎《论篇章》中说：“详儿童记诵，本以谐于唇吻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种体制。”

　　《急就篇》到了东汉尤为盛行，一直到唐代还是主要的识字教材，一直沿用了600多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一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学渐微”。作为一种儿童读物，其使用时间之长在世界教育史上实属罕见。《急就篇》在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编写体例和内容对对后世童蒙教材和国外的小学教材都有很大影响，后世盛行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都受其影响。此书自成书后就被广泛流传，并被传播到中国周边国家。这本书曾经流传到日本，并产生过很大影响，如日本的《官话急就篇》就借用了此书的名称，采用了与此书相似的体例。

　　西汉时期民谣颇盛行。这些民谣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往往具有强烈的讽刺性。汉武帝宠爱卫子夫，卫氏一族权倾天下，当时有《天下为卫子夫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汉成帝时外戚横行，民间有《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西汉后期奢靡之风日盛，长安童谣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这些歌谣对于广大人民认识社会的本质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东汉时期的诗歌教育

　　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政治更加混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赤眉军、绿林军推翻了新朝。公元25年，西汉皇室刘秀依靠地方豪强势力，利用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王朝。光武帝刘秀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农民负担，社会逐渐安定，经济走向繁荣。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光武中兴”之后数十年里，东汉保持了兴旺的势头。首都洛阳人口多大百万，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总结前人经验发明了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传播。元初元年（117年），蔡伦负责监典校订经书，将所抄副本颁行各地，形成了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皇帝年幼，国家政权逐渐被宦官操纵。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调“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因而士人集团、外戚集团与皇权专制、宦官专权斗争非常激烈，“党锢之祸”不断，导致东汉中期以后上层权力结构很不稳定。桓灵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的打击日益残酷，士人的反抗也日益激烈。在黄巾军大起义的冲击下，东汉王朝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汉代的儒学自西汉初年就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西汉200多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占统治地位，朝廷所立的14家经学博士均为今文学家。西汉末期，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古文经列入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博士反对，从而引起双方的激烈斗争，直至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两派学说，这场斗争才暂告结束。今文经学是官方学说，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古文经学是民间学说，虽注重阐释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成分少，但地位一直不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其愚昧繁琐，导致今文经学的进一步衰落。东汉灭亡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经学趋于灭绝，古文经学则仍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就《诗经》来说，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汉代是我国文学从自发到自觉的过渡时期。当时虽还没有形成后世关于“文学”的观念，但却已把诗赋作为一个门类，并把《诗经》作为楷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评《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在汉代文学中一向并不显得重要的诗歌创作，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乐府民歌的长期影响与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初步兴盛的局面。四言是《诗经》的主体，也可以说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诗歌的主体。但从东汉时期起，四言诗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就逐渐被五言诗所取代。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体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东汉王朝继续设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一般认为现存汉代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乐府机构所采集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收入了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东汉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高。在东汉乐府诗中，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五言诗的出现，可以大略看出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和文人在民歌基础上的改造与提高，说明乐府诗的创作开始受到文人的重视。

　　东汉前期，楚歌已逐渐退出诗歌舞台，但还有个别作品值得重视，如梁鸿的《五噫歌》。此后，以班固的《咏史》诗为代表，标志着五言诗正式登上了文人诗坛，开始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歌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批判精神和反传统精神，一方面非常注重抒情，而歌功颂德之风已消歇。在抒情方面，东汉中后期的文人诗广泛地歌咏了夫妇或恋人相思离别之情、朋友之情、游子思乡之情，尤其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伤和短暂人生的欲望，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特别是感慨人生的主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成为诗歌的中心主题。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文人的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虽然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歌还不足以取代辞赋的主流地位，但至少已经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因而为魏晋时期以五言诗为主体的文人诗歌的高度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这两首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影响。《孔雀东南飞》全诗长达353句、1765字，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后人把《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诗》及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的新阶段。就诗歌的语言技巧、反映的生活状况、表达的思想情调来看，其作者当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文学素养的文人。在东汉中后期统治思想崩溃、社会动荡不宁的时代，一向以皓首穷经、报效国家为目标的文士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他们面临着人生巨大的痛苦和困惑。从西汉初年以来诗歌中反复咏唱的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进一步成为当时诗歌的中心主题。以感伤悲哀为基调，《古诗十九首》抒写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等内容。作为汉代五言诗的代表性作品，《古诗十九首》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在先秦两汉是以民歌为主，到魏晋以后则以诗人的个人创作为主，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恰好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梁鸿（约25—约104）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初的隐士。他的《五噫歌》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这首诗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当时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敢于写这样的诗，显示了诗人的勇气。这首诗以它独特的形式和深刻的内容而流传后世。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是史学家、文学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诗歌教育。他的《两都赋》风格典雅和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他有一首五言《咏史》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质朴，叙述简洁。诗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了冷静理智的成分，体现出文人诗歌的特点，对后来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后世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但由于其作者身份特殊，如《和项王歌》的作者虞姬是项羽的宠妃，《怨歌行》的作者是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因此，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独创的五言诗。《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等，尤以《二京赋》著称。其《归田赋》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作为东汉中期最杰出的诗人，张衡写出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存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四愁诗》。《四愁诗》全诗共四节，受《诗经》中民歌重章叠唱手法的影响，每一节略作变化，语言也比较质朴，具有浓厚的民歌风格。虽然它的个别句子有脱胎于楚歌的痕迹，但它在七言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如其第一节：“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诗中主人公向四面八方寻找自己的所爱，却一再遭受挫折，因而心怀忧愁，表现出对美好爱情的深沉思慕，与《诗经·蒹葭》相似，风格婉转动人。这是第一次用来写情爱题材的七言诗，尚留有骚体的痕迹，七言句式语调委婉悠长的特点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对以后文人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选》选入此诗。张衡在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同声歌》是班固之后的又一首完整保存至今的文人五言诗，而且语言技巧更为成熟。全诗内容如下：“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这首诗以新婚女子口吻大胆述说新婚生活的快乐，可以说是第一首正面反映男欢女爱的五言诗。其中“思为苑蒻席”以下四句想象奇特，历来受到人们喜爱。这首诗是古代情爱题材作品中的名篇，历来受到诗人、学者的重视。张衡的诗作所存虽不多，但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突出。除以上例子外，《思玄赋》、《舞赋》和《定情斌》所附的四言诗或楚歌，都有语言清新典丽、抒情委婉动人的特点。张衡在各种诗歌中都引入了男女情爱的内容，引起了东汉以后文人诗风的重大改变，促进了五、七言诗的成熟，对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蔡邕（139—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仕为左中郎将，故又称“蔡中郎”。他是东汉后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东汉后期成就最突出的辞赋作家。文章清丽典雅，开创了一代文风。他的《翠鸟诗》，以翠鸟为象征，表达自己遭受迫害后得到友人庇护的感激之情，也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名作。他的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残存的则有十余篇。题材相当广泛，篇幅似乎都不是很长。他的《述行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蔡邕当时二十七岁，被迫应召入京，未至而归。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更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鲁迅在《题未定草》中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对后来的建安文学产生一定影响。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深切反映当时社会残酷状况的诗歌，这应当与蔡邕的教育影响有很大关系。他的《青衣赋》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在赋中极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在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学题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赋末一节采用四言诗的形式描写对恋人的思念，意境优美，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他的仅存残文的《协和婚赋》、《检逸赋》写男女之情大胆直露。前者中如“粉黛弛落，发乱钗脱”之句，后者中如“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君”之句，其大胆的程度都是以前的辞赋中未有的，可与张衡的《同声歌》相媲美，对六朝宫体文学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作为东汉后期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蔡邕的诗赋创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东汉桓帝时出现了秦嘉夫妇相互赠答的诗篇，其中透露出当时妇女接受诗歌教育的情况。夫妇以诗相赠，并能流传下来，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秦嘉写了三首五言体《赠妇诗》据自序说：“嘉为郡上掾，其妻徐淑，寝瘳还家，不获面辞，赠诗云尔。”徐淑的《答秦嘉诗》曰：“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那是无法想象的。

　　蔡琰（约177-？）字文姬，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很高修养。《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载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一生遭遇坎坷，初嫁卫氏，夫死归宁，在战乱中被乱军掳走，流落南匈奴，后被曹操赎回。今传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史上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这首诗结构严谨，剪裁精当，语言具有高度的表现力，足以代表当时五言诗的发展水平。

　　从虞姬、戚夫人、班婕妤、刘细君、王昭君到徐淑、蔡琰，女子作诗在汉代似乎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些例子表明，在两汉时期，至少在中上层社会，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家塾教育，因而，她们才能写出文采灿烂、语言优美的诗赋作品。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夸赞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真实地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

　　东汉儒学和文学的发展，与教育的初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西汉的延续，东汉继承了西汉的教育制度，但是学校规模更加庞大，受教育者更加广泛。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兴建太学。汉明帝刘庄曾亲自到太学行礼讲经。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汉质帝时，洛阳太学生最多时达三万人。许多儒家学者的私学门徒在千人以上，如蔡弦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著录弟子上万人。这进一步表明汉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士人阶层的壮大。

　　以“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依然是官学和私学必学内容。因古代印刷业不发达，读书必须靠人工抄写，抄来抄去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由于学生来自各地，师承不同，所受经书难免章句有误，更有私行贿赂太学校书机构而增添经书文字的现象。因此，汉灵帝熹平四年，著名学者蔡邕、杨赐、马日磾等建议，将儒家经文刻制成石经，供学官们正定校勘，作为向太学生讲授的标准经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共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凡六十四石，计200910字。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才制作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这部石经刻成后不久，董卓毁坏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屡遭破坏，至唐贞观初，几乎毁坏殆尽。《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熹平石经》与三国魏正始年间刻制的《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2年刻制的《开成石经》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成就最大的经学家，是汉代讲经注经的集大成者，号称“郑学”。他一生不曾为官，将毕生精力完全付诸经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中。郑玄拜师求学时间之长在古代学者中是很罕见的。据《后汉书·郑玄传》，他少即好学，进入太学学习《韩诗》等儒家经书。后从师马融，专攻古文经学。三年学成之后，郑玄又游学近二十载，始归乡里聚徒讲学，弟子多至千人。他继承其师马融的学说，广采众言而又有自己的见解，在其经注中力求采纳各家之长。郑玄注释经书时摒弃了逐字逐句解说的章句形式，注释简明扼要，便于学习掌握。因此，郑玄的经学一时压倒了其他各家经说，很快得到社会的推崇，尤其是苦于浩繁章句之学和深严门户之见的儒生纷纷改宗郑学。

　　郑玄学习《诗经》，起初是学《韩诗》，后来又师从马融学习《毛诗》，他认为《毛诗》比《韩诗》好，就以《毛诗》为底本作注，基本上舍弃了《韩诗》之说。郑玄在注释《诗经》时，不囿于门户之见，虽以《毛诗》作底本，但也往往采用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学说。他的《毛诗笺》、《毛诗谱》是后世学习《诗经》的重要教材。《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两个婢女的问和答分别引用了《诗经》里的句子，“胡为乎泥中”一句出自《诗经·邶风·式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诗经·邶风·柏舟》。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郑玄家里的婢女对《诗经》非常熟悉，能不假思索，随口而出，而且对答十分巧妙。其诗歌修养之高令学者惊叹，因此被作为风雅之事流传下来。郑玄开展诗歌教育的显著成效于此可见一斑。

　　《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与诗歌教育有关的情况。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后汉书·马援传·马严》载，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社会的官宦子弟往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马续“十六治《诗》”就反映了汉代诗歌教育的成效。

　　东汉时期的学者也采用韵文形式编写了新的蒙学识字教材，如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班固的《十三章》每章60字，共780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说：“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历来都认为这句话中的“臣”是班固自称，他作的《十三章》应当是《训篡篇》的续写。贾鲂的《滂喜篇》被晋代学者与闾里书师的《仓颉篇》、扬雄的《训篡篇》合称为《三仓》。《三仓》以《仓颉篇》55章为上卷，《训篡篇》34章为中卷，《滂喜篇》34章为下卷，是我国最早的丛书，可惜已亡失。蔡邕的《劝学篇》多为四字句，内容侧重学习态度等思想教育。如“人无贵贱，道在则尊。”此书对后世影响较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的童蒙教材。

　　东汉时期，民谣十分盛行，往往反映了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汉书·五行志一·谣条》载：“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些歌谣往往尖锐地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成为人民揭示社会本质、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再如讽刺“举荐”制度的一首歌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首领张角曾利用民谣来宣传民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歌谣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他发动起义的口号。可见，歌谣的影响力十分强大，教育作用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