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关乎我的生命。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虚惊一场。
　　刚调来教音乐的男老师姓王，满脸坑坑洼洼的麻点。他不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叫他“王麻子”。那天下午放了学，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王老师。他在前边走着，穿着一双白球鞋，走步的姿态极优雅，让我们瞧不顺眼。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那么丑，应该像鸭子一样一摆一扭地走，想不到会像骡驹般欢快。不知谁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吼起：
　　“王——麻——子，大——妖——怪——”
　　我们一边喊一边用土坷垃砸他的背影。王老师扭过头，眼里的光线凶恶地射过来。他弯腰在路边拣起一块半截砖，朝我们气汹汹奔来。我们一哄而散，在玉米地乱窜。我矮小跑得慢，被王老师扑倒在地里。王老师骑在了我身上，模样狰狞。那一刻，地里秋虫的叫声戛然而止，像是死亡前的肃穆……王老师扬起了半截砖。凭感觉我知道那砖砸在我的头上足可以让我的脑袋开花。地面发烫，我浑身冰凉。这个身子很快就不属于我了。我的泪水长流，不由自主地叫了声爷爷。叫爷爷是我的本能，那是乡下人乞求生命较为有效的方式。
　　寂静，漫长的寂静，淹没了我此前所有的记忆。突然我的耳朵烧疼，王老师拧着我的耳朵说起来起来起来。他把一个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词连着说了三遍。秋虫试探着鸣叫了几声，发现没有危险又一起合唱起来，此起彼伏。我睁开眼时，王老师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杀气。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声长叹，手中的半截砖砸向了他穿的白球鞋。我爬起来没命地跑，生怕他忽然间变了卦又骑在我身上。
　　猛然一回头，王老师的腿鸭子似的一瘸一拐。
　　那年，我在庞光镇小学上三年级。
　　上王老师的音乐课，我们喜欢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他教唱《大刀进行曲》，右臂扬起，五指松散地伸开，“唱”字落地，该我们齐声唱了，却一片鸦雀。三番五次，王老师生气了，高声责问：“你们还唱不唱了？”“唱——”全班齐声回答。“那好。”王老师的手又一次扬起来，“预备，唱！”他提高了嗓门。我们有气无力地哼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王老师手臂向下一挥，“停停停！你们没吃饭？日本鬼子侵略我中华民族，大刀呢，就应该这样举起。”他瞪着眼，又猛一抬臂，手掌笔直地向下砍去。“咔嚓，鬼子的头就西瓜蛋儿似的落下。”涉及民族仇恨，我们自然义愤填膺，不等王老师指挥，使出吃奶的劲，“大刀向——”唱完，王老师双臂高扬，“再来一遍。同学们，这叫什么？这叫昂扬！”一个词改变了王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哪一天如果有音乐课，同学们不免有些期待，“今天又要昂扬了”。
　　王老师脸上的麻点不那么丑了。
　　记忆常常无法十分完整和准确。大约是我们上五年级时，王老师调到了县文化馆。他走的那天，学校里的阳光晒得我有些头晕。我迷迷糊糊跟着同学去送王老师。在学校门口，王老师说了好多话，我只记住了一句：“人啊，啥时候都要挺直腰杆。”那句话说完，王老师望了望天。那当儿，我却在瞧他的喉结。它一上一下蠕动着——王老师好像在咬牙咽唾沫。生活给予人的感受有时说不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让心境柔和或者战栗。
　　王老师摸摸这个的脑袋，拍拍那个的肩膀。到我跟前，他仿佛想起往事，手在我的脸上拍了几下。“还跟我记仇不？以后要有出息，再也不要把谁叫爷啦。”
　　多年后我才明白，我十岁那年在玉米地的那声爷爷并没有让王老师感到伟大。相反，他为自己失去理智的举动羞愧。怪不得，他用半截砖砸向了自己的白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