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海边远足，妈妈没有做便饭，给了我十块钱买午餐。好像走了很久，很久，终于到海边了，大家坐下来吃便饭。荒凉的海边没有商店，我一个人跑到防风林外面去，级任老师要大家把吃剩的饭菜分一点给我。有两三个男生留下一些给我，还有一个女生，她的米饭拌了酱油，很香，我吃完的时候，她笑眯眯地看着我，短头发，脸圆圆的。
　　她的名字叫做翁香兰。
　　每天放学的时候，她走的是经过我们家的一条小路，带着一位比她小的男孩，可能是弟弟。小路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两旁竹荫覆盖，我总是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夏日的午后特别炎热，走到半路她会停下来，拿手帕在溪水里浸湿，为小男孩擦脸，我也在后面停下来，把肮脏的手帕弄湿了擦脸，再一路远远跟着她回家。
　　后来我们家搬到镇上去了，过几年我也上了中学。
　　有一天放学回家，在火车上，看见斜对面一位短头发、圆圆脸的女孩，一身素净的白衣黑裙。我想她一定不认识我了，我一直瞧着她，她也看见了我，又把头转向窗外流过的风景。火车很快到站了，我随着人群挤向门口，她也走近了，叫我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
　　我叫她翁香兰，她笑眯眯的，和我一起走过月台，出了车站，她说要去搭客运车，我也就走了。以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了。
　　这篇文章收在我出版的《少年心事》这本书里。
　　书出后半年，有一天忽然收到出版社转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是陌生的字迹，但清楚写着我的本名。
　　信里面说她看到了这篇文章，心里非常地感动，没想到在离开家乡，漂泊异地这么久之后，会看见自己出现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她自己也深深记得这其中的每一幕，只是没想到越过遥远的时空，竟然另一个人也深深记得。
　　她说自己在台北工作，还没有结婚，但她从书中知道我已经成家，因此寄了两张近照给我，但不给我她的地址。“我只是要你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仍然像你记得我一样地记得你。”她说，署名是翁香兰。
　　我凝视着像片里那仍然是圆圆脸、笑眯眯的她。忽然觉得多年来艰苦、寂寞的写作生涯都是值得的，这一封信比所有的财富与荣耀还要有意义，我终于再见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