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妈妈是相克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太像了。我遗传了妈妈的几乎所有，她的长相，她丰富的情感，她的敏感，她年轻时的浪漫，以及，她的好胜、死要面子，面对一切带按钮的东西时的无所适从，她的没有方向感和害怕过马路。
  我上小学前曾经是孩子王，手下有二三十号孩子，我野性，霸气，极有号召力。每天，我领着学校家属区的一群小孩子上山下河爬树捉鱼，我安排着他们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我六岁时，竟然说服了比我大三四岁的一批孩子在我的带领下夜晚去爬一家军工企业几十米高的贮油罐。我们沿着窄窄镂空的小铁梯往上爬，我们横七竖八躺在弧形的油罐顶，望着月亮。我记得一个大孩子说了句让我费解的话：“面对天空，我们是多么渺小啊。”回来的路上，我对这次杰作无比得意。进了家门，等待我的是妈妈的皮带。她让我脱了裤子趴在床上，我还能记得皮带抽在肉上的质感和声音，我哭得死去活来。长大后妈妈跟我说，那次打完我，她一个人不停地哭，她不知道该拿调皮的我怎么办。因为担心下一次我又有什么杰作，我六岁时就被妈妈送进了校园，告别了人生最快乐的六年。这次的皮带非常有效，我突然变了个人，我成了个乖顺的孩子，服从、听话。
  我开始努力学习，一次一次地考第一，做妈妈眼中听话的孩子，让她满意。我初中时有一段时间厌倦语文，我讨厌阅读理解，我总答不对题目，我讨厌三段式的议论文，因为我总是没有观点。那次全年级作文比赛，我竟然连入赛的资格都没有。那个下午，夕阳透过小窗照在我吃了一半的饭碗上，妈妈不许我吃饭，她坐在床上骂我，声泪俱下。做语文老师的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她摔筷子，打在碗上，几粒米跟着一跳一跳，让我心惊胆颤。“从今天开始，”妈妈总结发言，“你必须每天写一篇日记给我看，我就不相信你的作文上不去!”当天晚上，我开始写我人生的第一篇日记《台灯》——“我念书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亮了，开心地看着我；我不看书不努力的时候，你就那样忧郁地黑在那里。”从此我坚持写日记，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大本，虽然再也不用妈妈审查。
  我十七岁以前的人生都是由妈妈安排的。她在家中说一不二，她决定一切，安排一切。服从者就是我和老实的爸爸。桀骜不驯的哥哥经常在妈妈的控制之外，妈妈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现实。
  每天早上，妈妈总是起得最早。她外出走一圈，亲自感受一下当天的温度，回来后为我们准备好当天穿的衣服。初中时，我拒绝在冬天穿棉裤，因为这让我完全没有了线条。那个早上，妈妈大喊大叫地和我吵架，她以她的感受来揣度别人，她认为今天已经冷到要穿棉裤的程度。那场争吵非常恐怖，整个楼道都可以听得到当老师的妈妈高八度的声音，虽然我决定要反抗到底，但毕竟功力不够，事件最终以我穿着臃肿的棉裤去上课收场。
  除了决定实体，妈妈还要安排我的精神世界。她为我仔细筛选着杂志报刊，每年都会订很多。尽管工资不高，她还是为我大量购买书籍。
  妈妈结婚晚，生我时已经三十一岁了。我最叛逆的青春期刚好和妈妈的更年期撞在一起，那时我很不听话，经常反抗妈妈的安排，我们冲突不断。妈妈大喊大叫，我叫得比她更凶。于是妈妈就流泪，搬爸爸来训我。但爸爸经常对妈妈的无理取闹表示沉默。最后妈妈总是从柜中拿出一只绿色的包袱皮，边哭边絮絮地收拾着东西，威胁说这个家有她没我，有我没她，她要回河南娘家去。可这个包袱皮总是包了拆拆了包，总也收拾不完。我和妈妈的冲突总是如此剧烈，我非常痛苦，我经常站在五楼的阳台设想着跳下去之后的种种景象，我想像着妈妈将围着我僵硬的身体泪流满面，设想中她的心碎让我得到了内心的满足。于是每次和妈妈争吵失败后我都会进行这样的想像，我已经跳过无数次楼，每次跳下去后妈妈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她一次比一次痛苦。
  我1989年报考了复旦大学，这也是妈妈决定的。因为那些日子她总听学校一个上海老师说复旦是多么一流，而她的女儿一定要上一流的大学。虽然我的分数完全够了，但没想到因为当年那特殊的事件，复旦在我们那个省突然一个也不招生，而我也没有机会第二次填报志愿，就这么稀里糊涂被打发到第二志愿，一所不出名的外语学院。中学六年，我的成绩如此之好，每个人都会认为我非北大复旦不去，包括妈妈也这么有信心。但命运就是这样残酷地打击了妈妈。我复旦梦的破灭被妈妈念唠了无数年，甚至到我工作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她还念念不忘，我才明白了这件事情对妈妈摧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