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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以为不是很笨，自以为喜欢动动脑子想想问题。当幼小得骑在爸的脖子上的时候，我就苦苦思索：小小的铁箱里怎么有那么多人说话？说话的人是怎么进的箱子？是从那根细细的线上进去的吗？好多的人呀马呀的，怎么挤进了白白的布？
　　待大了几岁，才知道那叫放电影。那时候电影可是稀罕物，一年下来也就几场。小小的街镇没有专门的放映场，电影就在马路上放。我们这些毛头小孩早早地坐在前排的地上。有一天来的晚了，场子里坐满了人，我只好坐到了银幕的背面。银幕上，鬼子正向游击队开枪，然而打了几抢都是白打。“这鬼子的枪法也太那个了！”正想着，我猛然发现，鬼子都是“左撇子”，统统都是左手举枪。“打枪的不会！”我正在嘲笑鬼子，就见李向阳来了，李向阳举起了手枪，我一惊：李向阳也是“左撇子”！李向阳是我心中的大英雄，怎么也……？我好失望。记得我“左撇子”吃饭的时候，妈立刻伸手“克”我一包。这李向阳的妈也真是，怎么就不知道“克”呢？我一脸的诅丧，无奈地摇摇头。
　　我们这个地方属两县交界，到邻县的距离不过三里路。邻县有个叫三桥的村庄，每月至少放两场电影，放的我们好生羡慕。每到放映日，我们就成群结队向三桥进发。太阳快落山了，清清的风轻轻地吹，彩色的云从天空飘过，一路上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看电影就多了个侃天说地的功能，有那胆大的男女还借此机会“悄悄”点什么，才十来岁的我们很纯粹，火烧火燎地像是赶场。那天，当我急匆匆赶到三桥时,电影早已开映，银幕上的鬼子正在高家庄“扫荡”。我一边走，一边盯着银幕，突然，脚下一滑，我掉进地道了（备战用的）。摸摸脑袋，好好的；活动身子，完整的。待我爬上道口，全场大笑。“幸灾乐祸！”我愤愤地想，一看银幕：鬼子也掉进了地道。
　　文革时电影就更稀罕了，放来放去的就那么几个片子，虽然看的腻了，但还是每场必到。那是东风矿最红火的时候，个把星期矿上就放场电影。那晚放的是《突破乌江》，红军在瓢泼大雨中急行军。正当我们为红军担忧的时候，天上真的下起雨。开始雨还不大，淅淅沥沥的，我们就忍着；渐渐地，雨越下越大，直到跟银幕上混为一体。但我们还是坚持着：红军不怕雨，我们岂能怕！突然“轰”的一声炸雷，就有人开了小差，随着雷声的越“轰”，开小差的越多，直到像被枪打的兔子一哄而散——也顾不上红军了，估计红军也走了吧。
　　我上初中的时候，样板戏被搬上了银幕。开始是电视屏幕复制片，虽不很清晰但李玉和照样光辉，看得我们肃然起敬。那晚，我们几个胆大的跑到几里外看电影。这就犯了校规，校领导为此召开专题会议，要撤了我的班干职务，其实我只是组长。“这样的捣蛋虫当个鸟组长！”一个比我多认几个字的领导吼了起来。正当我为我的组长职务担忧时，是柯湘玉手一挥，乱云飞中见太阳！我嘿嘿一乐：校长们也胆小如鼠，他们也不敢得罪样板戏的。
　　我们最喜欢看的电影是《英雄儿女》，真是越看越想看，百看不厌，是感动于那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还是喜欢上那绝对漂亮的男女主角，说不清也道不明，也许是兼而有之吧。那晚电影散场后，大家七嘴八舌，男同学说喜欢王成，女同学说喜欢王芳。临我表态了，我战战兢兢地说喜欢王芳。这就引来了一片笑声，笑得我心里惶惶，像是做了一次贼。
　　过了几年，我到省城上学了，学校里每个星期都有场电影。这时文革前的故事片都被“开禁”了，这就大大满足了我的电影爱好。两年里看的电影数都数不清，然而能留下深刻印象的趣事却少了许多。至今记得的只有丽达的一句话：“你送我一朵鲜花也好。”——纯洁得像一张白纸，温馨得像一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