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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相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记忆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韩愈曾吟：“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在衰暮之年越来越向我逼近的日子，我也越来越思念昔日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向我一掷真心向我慷慨地施以援手的朋友。
    我的朋友不可谓不多。儿子结婚那阵，在金泉大酒店摆下了28桌，这里就有很多当年今朝的相知相识，那些知己好友，已经不是夫妻双双“粉墨登场”，而是全家“倾巢而出”。在交界坝桥堍居住的年代，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当然不如刘禹锡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这些和我差不多的平头百姓，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当年龄增长时，朋友的往来便逐渐稀疏起来，那是因为大家都有了个家。退休后，朋友间的往来更少了，一般还要先通个电话，自报家门。其实那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妻子病后，我们天天早睡，下午午睡，上午忙于厨房，剩下就这么点时间了，多通通电话发发短信问候问候，也是一种情感的沟通和延续。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都穷，但朋友之间那份友情，比现在的亲情还显得真诚。我从百间楼家交上的朋友，“友龄”最长，至今却仍有历久弥新之感。荣荣是我高中的同学，后来便“复合”成学友加朋友，算起来也有50年了，以时间论相当于一场“银婚”。高中毕业那年，两个人在百间楼我家的窗台上，一边复习迎考，一边吃方饼“望清水港”（意为欣赏百间楼河道及两岸的景色，是一种调侃）。要知道那一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放在石灰甏里的食物都是金贵的藏品，一般情况下母亲是绝对舍不得拿出来的。后来落榜了，上山下乡办公室来做动员工作，荣荣的父亲也“积极”动员儿子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我常常讥讽他有这么一个“好”父亲，给儿子下套。在各方的夹击之下，荣荣顶不住终于写了申请书。我没有荣荣面临的压力大，处在无奈和诱惑的境况中，最终也放弃了坚持，写下了申请书，时间是1964年11月18日。那一年，我19岁。不久，镇上召开大会，我俩都没有去参加，两人都“蜗”在我的床铺上，竖起耳朵听着喇叭里大会的实况转播。荣荣的名字报到了，其他一些同学的名字也报到了，而我没有。看得出来荣荣有些沮丧，我的心情更复杂些，既有些庆幸又有些失落。两个人的友谊并没有因为他是下放青年我是社会青年而拉开距离，我们密集交往，常常有说不完的知心话，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不久前荣荣来我家，第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了，只想和你说说话，最讲得拢。朋友之间，我和荣荣看问题，谈想法，常常出奇的一致。这使我想起蒲松龄的那句话：“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我们常常能在不倦的谈话中顿悟人生、寻觅解脱。他人也善良，与人相处，宁吃三分亏。我受了人家的欺凌，心里感到委屈，向他诉说，他便晓之以理，慢慢消融掉我心中的积郁。对于父母，他堪称“孝子”，即使当初他父亲逼着他下放，连我们这些朋友都为之不平，他也从无半句怨言。
    天麟和荣荣应该都是从善良的模子中造出来的型。他曾经患过重病，被切除了两个肺叶，和死神几乎擦肩而过。一个病恹恹的人，由善良的母亲和尽职的哥哥姐姐们精心呵护着，完全是一朵温室里的花。我和他不是同学（他姐倒是和我同级不同班的学友），更不是邻居，我们的相识是在社会青年学习班上。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多半始于同情。他被我没有少骂过，但他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弟弟都对我和我全家特好。后来厂里分了房子，我们是楼上楼下，就更加亲如一家了。有两件事我和妻子一辈子都忘不了，妻子直到现在还常常唠叨起。1988年妻子患乳腺癌手术后不久就发生了骨转移。在湖治疗的日子，不仅是天麟和他的夫人丽英像亲人一样关心她照顾她，在湖州南浔之间走马灯似的穿梭，就连他在湖的姐姐弟弟也把我们当成了他们自家的人，有求必应。后来妻子病重了去上海治疗，丽英便自告奋勇担当了陪护的角色，她的理由自己是上海人，便于照顾病人。在上海的日子里，她除了尽心在吃的方面提供帮助，有时还整天陪着妻子说话。当医生也对妻子“敬而远之”的时候，丽英仍然像没事一样，和妻子保持着近距离的接触，根本不把妻子当成病人，常常一起吃东西，帮妻子敲敲肩胛揉揉痛处，给了妻子莫大的安慰。丽英的姐妹也常来看望，连她的外甥也来了，从亲情的角度讲，那实在已经是太远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两家之间的亲密指数。1994年我母亲驾返瑶池，我和妻子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在“五七”之前这漫长的日子里，唯有天麟和丽英天天来陪伴我们，和我们打打牌说说话，化解我们心中的伤悲。丽英那时还迷着麻将，她宁愿放弃自己的最爱来陪伴我们，这一点，连自己的弟妹也远远比不上他们。难于想象，这些难熬的日子如果没有他们，我和妻子将如何度过？
    锡林也是我真诚的朋友。虽然和这位朋友相交的时间晚于荣荣和天麟，但他却为我这一生画上了重彩的一笔。我家境一直十分困难，加上自身在个人婚姻大事上又极度腼腆和木讷，年过三十依然形单影只。那时有的高中同学儿女都快十岁了，见了面这“大事”便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锡林暗暗地为我着急。大约是1973年的某一天，他邀我上他家和我挑明了此事，还找上我现在的妻子，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欲做一回月老（此前他还费了不少心思，遗憾的是几乎都没有收获）。对我来说，他是知己；对当时的“她”来说，他是车木社也是现在电机厂的一位领导。凭心而论，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比较简单并不细腻，我俩各自又有一个小九九，比如她嫌我家庭经济条件太差，我则觉得她和我文化上的差距太大。看看事情可能告吹，锡林有点按捺不住，跟我急，也跟她急，拼命在两头说对方的好，到后来他竟说了一句既可笑又武断的话：“这事我硬吃一记了，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想不到这番缀合的结果是如此圆满，婚后家庭也算是蒸蒸日上。有大婚之日的天气为证：我俩的婚期是1977年1月24日，不怕难为情，我的新婚“礼服”是一条74年底买的已洗过一次的涤卡中山装（就是这一条衣服也是天麟的表姐陪同我一起在上海买的，专用券也是她提供的），那时正是数九寒冬，中山装是无法包棉袄的。谁料天公作美，上一天下雪，下一天又是天寒地冻，唯独喜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天气出奇的暖和。至今我俩还常常念叨锡林的那番诚意，念叨天公作美，给了我们一个少有的好兆头。刚成家那几年，两个人火气还大，有时还会拌嘴，拌嘴时妻子还会说都是锡林这个乱说媒人不好，过后就会哑然失笑。以后逢年过节两家往来不断。退休那年的春节，我和妻子从桐乡赶回，特地上门，送上了五粮液、青春宝等，我说今天是总结一下你们两位媒大人的丰功伟绩了，我们连孙儿也有了，家庭很幸福，应该谢谢你这位成人之美的“始作俑者”。大家都哈哈大笑。锡林的真诚远不至于此。那是1974年末，我母亲患了急性黄疸肝炎，在卫生院住了一段时间眼睛发起绿来，医生们警觉起来，建议我们去上海大医院检查确诊。母亲这么一个人，连旅馆也不肯接纳，多亏厂里跑供销的朋友胡周易帮租了江阳路一户人家的一间暗间，整天亮着电灯，别人无法识别。那次锡林陪伴着我们。记得那天第一次去上海肿瘤医院门诊检查，经过人民广场时（那时上海没有三轮车，“癞蛋车”很难租到），我和锡林扶着母亲，母亲走不动了，锡林立马说“阿姆我来驮您”。那时的母亲，旁人见了都避之不及，锡林的言行犹如亲生子女。这发生在1975年1月14日的那一幕，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阿德哥比我大了10多岁，算是进厂后“新生”的“忘年交”。他乐于助人，从不张扬。可惜他早已远离我们而去。“文化大革命“的头头瘾使他后来吃足了苦头，从“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到隔离审查和“双开”，他最终在“失意”和“郁郁寡欢”中西去。但他给过我很多真诚的帮助，我最清楚的那一次是家父“百年”后。我处在痛失父亲的悲痛之中，心里早已乱了方寸。是阿德哥带着一批朋友帮我料理父亲的后事。那一天他在第一时间赶到我家，就着手调兵遣将，咋呼场面。他对我说，筹办素事，让我先预支点“经费”。我说一点也没有。阿德哥感到很惊奇：怎么13号发的工资，15号就没有了？妻子说，都还掉了。我家那时确实很困难，发出的工资先还上个月的“债”，然后隔几天再跟邻居借，保持“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诚信记录。阿德哥没有再说话，一件素事就这样全由他包下了。一应繁琐之事，我和妻子都没有费心。
    现在想起来，朋友中的“中坚”，几乎都是当年的同窗和厂里的铁哥，在机关和学校相对说来就难觅知音了。当年同窗的老二既是好友又是文友。其它的好事便不说了，单说这一阵在家“陪伴”妻子，常偷闲写点小文章，也常在市报、区报上亮亮相。只是在家不通信息，往往发表了待到别人告知我才知道，而这个通报信息的人就是老二。他不但一看到就打电话告诉我，还立即把报纸投进我在适园新村的信箱，有一次在旅游公司找不到报纸，他还特地到对面的建筑公司去讨，还尽量多要几份。每次还在报纸上写上几句评语，写上一段问候语。他的热心和真诚由此可见一斑。阿娥是我唯一的异性挚友。自从20多年前因妻子患病“相交”以来，她的心不可谓不诚，她的付出不可谓不多，她担待了妻子的病情，更多的是担待了妻子的生命而不求任何回报。她的真诚、善良、热心非我一人所言，而是当年同窗、社会各界的共识，这并非过誉，而是绝对事实毫不夸大的真言。
    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永远记着朋友曾经伸出的援手，生动而感人；有些事，从时间跨度上说似乎已经很遥远了，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