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挣到钞票的年龄，不是我发表第一篇文章获得稿费的十七岁，也不是成年以后走进工作单位的二十岁，而是儿童时期的七八岁，那段挣钱的经历虽然遥远、简单，充满了童年的辛酸，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我的不幸源自父母的离异。六岁的时候，父亲决定离开母亲，母亲倔着性子拒绝向父亲索要我的抚养费。其时他每月仅有微薄的工资，还要赡养她的母亲我的外婆，祖孙三人靠这点钱生活，窘境可想而知。
　　在我进入小学读书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启发我去做一种同龄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班上有同学信手将涂鸦的纸片或做过算术草稿的废纸乱扔在教室里，老师一边批评教育他们，一边动员两位学生将收集起来的废纸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
　　废品收购站不多，从学校到最近的收购站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时值夏天，我和另一位同学顶着烈日将废纸送到收购站过秤，结果一筐纸只有几斤重，卖了一元钱．揣着一元钱硬币返回学校时，我们的身上冒着汗水，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一元钱交给老师充了班费。老师的做法无非是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好习惯，而我却从这件事里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站在收购站的一会儿时间，我看见两三个衣衫褴褛的人或背着或挑着碎玻璃废铁之类的东西来卖，由于他们的东西多，他们领到的钱除了硬币还有十元钞票。
　　在我的眼里，一元硬币已令人惊喜，十元大钞简直太珍贵了。许多次，我目睹母亲数着为数不多的零钱，买最便宜的蔬菜，我看了多少次母亲愁苦的脸啊！
　　从此，我的书包里放了一个布袋，每天下午放学后，我绕一条稍远的路回家，那条路经过一个大工厂的围墙外，路旁倒有成堆的从工厂运出的废弃物，在那些废堆里，可以拣到碎玻璃片、生锈的螺丝和锈铁片。如果一次回家路上拣到的废品不多，我就找一个地方将布袋存放起来，等到凑够一定的数量（也就是三五斤而已），就拎到废品收购站去换钱。废玻璃每斤三角钱，废铁每斤五角钱，可是换来的一点点钱，足够母亲买一大把蔬菜！
　　当我掩饰不住喜悦把一点点零钱交给母亲时，母亲既没有笑，也没有责备我，只是深深叹了一口气。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母亲当年的表情，我想她之所以不笑，一定是感到一个小孩子过早就承受了生活的压力而笑不出来；她之所以不责备我，一定是因为家里实在太拮据了。在那个年代，母亲支撑家庭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巴望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否则坚强的母亲绝不会同意我去拾破烂的。
　　也许是得了母亲的默许，我的胆子大了起来，除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拣废品，我还专门利用星期天时间去拾荒。拾荒的工具从布袋发展到篮子，地点从一条路扩展到车站、河边、大街小巷．令人欣慰的是，我并没有因为拣破烂而耽误学习，我一直都是学校的三好学生。
　　有一天，我提着半篮子废铁，到了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站的老大爷看着篮里的废铁，问我：“这是哪里来的？”并问：“你是哪个居委会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居委会？”我不知道什么叫“居委会”。他又很严肃地问：“你在哪里弄来的？”我说：“在铁轨边捡的。”
　　“全是铁轨上的螺丝！看你年纪小，我就不举报公安局了，你把东西拿走！”
　　我提着篮子里的废铁，又换了一个收购站卖，情况与先前差不多，他们不要我的东西，怀疑我是偷的公家的东西。我委屈极了，发誓再也不捡废铁了，只捡既沉重又不会被误解的废玻璃。
　　我家附近有座寺庙，叫圣水寺，这座寺庙由于“文化大革命”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尽管刚刚打倒“四人帮”，开始拨乱反正，国家正在百废待兴，还没来得及将这座“川中第一禅林”修缮一新。被赶跑的和尚还没回来，工厂的家属依旧在里面住着，圣水寺成了居民大杂院，门窗破旧，很多玻璃窗被砸烂，随手可拾碎玻璃片。于是我就到圣水寺里面捡废玻璃，居然卖了一大笔钱！
　　长大后，为了谋生，我从一个工作岗位换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从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转入另一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记得在我囊中羞涩、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产生拾荒情结。有一段时间，我四处寻找工作没有着落，用以糊口的钞票只剩下几元钱了，想着即将断炊，明天醒来还不知道该拿什么下锅，求生的****迫使我毫不犹豫地去拾荒以解燃眉之急，以至于后来我境况好转，不需要靠拾荒救命的时候，我对那些空饮料瓶儿，塑料的、玻璃的、铝皮的，似乎是情有独钟，看到一个便拾一个。
　　我总是想：无论哪一个人，无论哪一段时期陷入了窘迫的生活，只要他不放弃生存的信念，只要他肯吃苦耐劳，不畏艰辛，他总是可以找到某种方式帮助自己度过难关。
　　大概，这就是我的拾荒心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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